延安红色文化数字文创开发研究——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为例

近年来,国家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和红色基因传承高度重视。数字信息时代,数字文创开发已成为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方式。延安红色文化作为我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创产品是传播当地红色文化的关键。但目前延安红色文创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无法将其文化进行很好的传播。数字时代来临,数字文创开发可以赋能红色文化传播,改善当下文创的表现形式。本文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为例,梳理了纪念馆文创产品开发的动力和面临的困境,提出纪念馆数字文创的开发策略,以此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战后抗战胜利纪念日述论

国民党政府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制定抗战胜利纪念日,顾名思义,是以此纪念抗战这一伟大的事业,纪念抗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并以此作为政治宣传重要手段和途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纪念仪式活动,象征性地表达出其政治意蕴,但作为社会舆论的媒介,对此纪念日的态度和观感则表现不一。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官媒比较认同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进行带有官方和党派色彩的舆论宣传和政治鼓动,但也有一些媒介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现实感、较少偏颇的政治立场,能够对抗战胜利纪念日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议。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纪念的新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纪念抗战胜利系列讲话精神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回应时代需要,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纪念抗战胜利、怎样纪念抗战胜利"这一时代课题,促进了抗战胜利纪念的新发展。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是关于抗战胜利纪念的重大理论创新,是贯彻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是塑造走和平发展道路形象的重要宣言,是激发爱国热情共同奋斗的精神动力。

世界视角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确定，是顺应时代潮流、维护世界和平的法理表达，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清理日本侵华思想——中国抗战胜利纪念的另一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应该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清理日本侵华思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领域,是一个深层次的方面。日本侵华思想导致了残暴的日本侵华战争,并把1945年之前的中日两国关系写实为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而且日本侵华思想也并未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销声匿迹。相反,直到战后,它还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使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异常的态势。清理清除潜伏暗藏的日本侵华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健康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新时代的“抗战胜利纪念”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成为一种法定的、常态化的仪式。国家通过纪念会、座谈会尤其是国家公祭日等方式,传递对抗战胜利的纪念。“抗战胜利纪念”是中华民族与其独特历史渊源之间的一种纽带。这种由国家设立的“记忆装置”,不仅纪念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同时彰显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通过抗战胜利纪念,传承中国精神与民族精神,型塑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认同;协和新型国际国内关系,凝聚中国的各方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试论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历史文化意蕴

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不断完善、健全爱国主义教育。"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确定及调休放假的安排,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蕴和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昆明市抗战胜利纪念堂建筑色彩研究

通过资料分析和实地考察,对近代昆明最为重要的纪念性会堂建筑——抗战胜利纪念堂从建筑概况、历史沿革、色彩分析等三方面做了初步研究。

建国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的历史考察

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后举行各种形式纪念活动,是建国以来全国乃至各地的传统,有着独特的价值。建国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日经历了从"八一五"到"九三",从行政法规到国家立法的双重变化。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活动,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潮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回落,再到改革开放后多样化、常态化、规范化的过程。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以对抗战精神的弘扬,发挥着强化历史教育、彰显国家意志、服务外交战略的功能。

世界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概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伟大胜利。战后,为了铭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战胜国设立了不同的战争纪念日,政府和民间纷纷组织了多种多样的胜利纪念活动;战败国也组织了对战争的反省和纪念活动。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二战胜利纪念活动的确立及特点和启示进行了梳理。

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

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不仅能够深入开展革命老区党和军队的历史研究工作,而且有助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还可以推动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带动革命纪念馆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因此要十分重视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本文阐述了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和传承革命精神中的重要意义,并以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为例,对革命文物保护措施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加强革命文物的利用方法。

目的论视域下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英译文本失误分析与改译

近年来,红色旅游跻身于热门旅游行列。甘肃会宁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中的英译文本呈现出信息传达不对等、翻译错误等问题。该文在目的论视域下,对该馆中的汉译英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指出其中语言、语用、文化等层面的失误,并依据目的论三法则,对相关文本进行改译,以期提高该馆英译文本的质量,更好地传播纪念馆中的红色文化、弘扬长征精神。

浅析新时期如何发挥红色纪念馆社会教育功能——以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为例

南京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文化遗存众多,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红色纪念馆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是彰显民族精神与民族历史的文化符号,而社会教育是当前红色纪念馆的重要职责。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围绕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发展,面向不同社会群体,结合当前社会形势不断探索创新、多方位发展,充分发挥红色纪念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以满足和平年代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抗战胜利纪念瓷”实录

民国35年，即1946年7月，是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纪念前夕。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庐山“美庐”避暑，谈起局势问题时，突发奇想，说：“抗战胜利是举国欢庆的大事，也是维护和加强同美英等盟国友好关系的极好机会。时逢周年纪念，我想应该籍此以纪念品形式表示我们的心意。”宋美龄回答说：“纪念品一要便于收藏，二要能代表中华民族的艺术水平。

邓小平题写“渡江胜利纪念馆”

南京市下关区档案馆内,保存着邓小平为渡江胜利纪念馆题写馆名的手迹原件.关于这件珍贵档案的来历,还有一段佳话.

不应遗忘的“9·3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6年,国民政府决议以每年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通告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99年,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修订颁布: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张治全烈士与抗战胜利纪念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冀东抗日联合会主任张治全同志自费在家中建起了抗战胜利纪念楼。2008年11月抗战胜利纪念楼被河北省政府公布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该楼建筑独特,内涵丰富,是一处颇具影响的革命纪念建筑,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结合抗战胜利纪念日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每年的9月3日即抗战胜利纪念日,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本文针对在抗战纪念日之际如何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展开分析,通过探讨为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相关活动的方式和意义,力争做好与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宣教工作,为今后能够让年轻人更好的铭记历史、培养爱国情怀做好基础工作。

红色历史在青少年中的传承路径探讨——以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为例

青少年群体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越发重视。近年来,党中央领导人十分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健康成长,在多个场合勉励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和人民,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让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代代传承。革命纪念馆作为承载红色历史的特殊博物馆,既担负着传播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又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精髓,在社会主义新环境下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为例,从革命纪念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应出发,结合青少年阶段的特点,及近年来国家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程度,来分析探讨红色历史在青少年中的传承路径,以期能够提升青少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我国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天柱峰巅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

天柱峰的太岳太和宫,是武当山八宫中海拔最高的一宫,它象征真武大帝俯视下界的天宫,故历代名人墨客题刻云集于此,以志长久.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李宗仁题的“整军经武”;李品仙题的“为寻胜景武当游”;方振武题的“游天柱峰”;张任民题的”雨后登武当”;梁寿笙题的“五岳嵯峨孰并妍”;万剑民题的“谢履登临景物妍”等,也大都保存在这里.这些碑刻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产物,是作者当时登临了武当山的历史见证.但有一通题刻不是这样的,却是以扬眉吐气的口气记下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投降的碑刻:“我武维扬”,特别引人注目,也引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