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洋三书的域外史记载与世界性意识——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随行的马欢撰《瀛涯胜览》、费信撰《星槎胜览》、巩珍撰《西洋番国志》。三书表达了明朝"宣德柔远",加强中外联系、"共享太平之福"的意愿。书中大量记载了海外各国的天时气候、"土产之别,疆域之制";记载了万里远航中"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的行程;还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向国人介绍海外诸国的社会面貌,用以开阔明朝观察世界的视野。三书说明了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和意义,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的重要地位,反映出鲜明的世界性意识。

马欢《瀛涯胜览》明代淡生堂抄本寻访记

一些学者认为宝船尺度均抄自罗懋登的《西洋记》。而藏于福建省图书馆的马欢《瀛涯胜览》明景泰二年(1451)的抄本,是权威的淡生堂抄本,它不仅记录了下西洋所到过的国名、下洋官兵人数,更重要的是,它是迄今为止最早记录宝船尺度的明代抄本。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文献成书刍议——以中宗“反正”为中心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是由朝鲜王朝中宗增修成宗组织编纂,且具有“小中华”特征的《东国舆地胜览》而来。由于中宗为臣民共举“反正”而登位,其在事件中惶恐自尽之态也反映了其多年恐慌心境和艰难处境。同年中宗纠集群臣上书讨封明朝获得成功,为中宗巩固王政提供了由下而上、笼络群臣而巩固王政的修志方略。通过对废朝“徂兹昏乱”暴行的舆地文献书写,营造君臣团结的景象,制造“反正”革命的荣耀纽带,在更广泛的王朝社会层面上营造中宗“长且贤”的政治形象,以赢得朝野“宗戚臣民”的“重寄”,巩固“反正”革命后的王政事态。

马欢《瀛涯胜览》所记动物考释

郑和下西洋期间,回族通译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记述所至22国见闻,堪称下西洋活动第一等史料。依据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稽考书中动物,发现大多记述精确,信而有征。冯先生依据国外学者研究,对少数动物作注,但未及于全面。考释12国、22种动物,学者异日校注该书,或许可以参考。

浅议祝穆《方舆胜览》的编纂旨趣与特点

《方舆胜览》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类书。其实,从其撰述旨趣和对边疆地理的关注程度看,它是以"周知天下,得助江山"为己任的地理志。但与以往地理志所不同的是它少了四至八道、人口、贡赋等内容和对自然地理的翔实记述,而且在因依传统地志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更加关注人物、吟山咏水的诗词歌赋及风俗等人文内容,使传统地理志的记载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文献价值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从风土习俗看《方舆胜览》中的人文地理思想

《方舆胜览》中记载了许多地方的风土习俗。

中国航海典籍《瀛涯胜览》英译本的副文本解读

中国航海典籍《瀛涯胜览》真实地记录了郑和船队的海外见闻以及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英国汉学家、研究型译者米尔斯的《瀛涯胜览》英译本是迄今为止郑和航海文献的首部、最重要的外文全译本,可谓西方汉学家郑和航海文献研究的集大成者。本文将对该译本中的标题、序言、编辑说明、导言、插图、注释、附录等七种副文本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副文本在航海典籍《瀛涯胜览》翻译中的有效运用发挥着协调多元主体互动、实现多元文本互现、拓展多元文化互通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翻译与国际传播。希望本研究能够为中国航海典籍翻译、中外海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等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明代馬歡《瀛涯勝覽》版本考

關於明代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記載,在三部基本文獻中,首推馬歡《瀛涯勝覽》。其書初稿本問世最早,作者是通事,記述親歷南海至印度洋二十國事迹,屬於第一手資料,鞏珍《西洋番國志》是其别本。《瀛涯勝覽》版本流傳情況錯綜複雜,法國伯希和分爲原本和改編本兩個版本系統,筆者認爲原本系統又可分爲初稿本和定稿本兩部分,還可分爲鈔本和刻本兩種類型。本文在對存世五種明鈔本和明刻本校勘的基礎上,廣泛收集明清版本十七種,民國迄今版本十二種,以明鈔、刻本演變過程爲主綫,結合歸納明刻本,兼及清代版本;大致以諸本問世年代爲序,參考明代其他相關文獻,特别是明清藏書目録、題跋,揭示《瀛涯勝覽》現存諸本的版本特徵,釐清鈔本與刻本之間的關係,梳理《瀛涯勝覽》一書的流傳與遞藏軌迹。

马欢与《瀛涯胜览》

马欢曾4次跟随郑和下西洋,归国后撰写了《瀛涯胜览》,该书详细记载了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经过及其所见所闻。本文引用了许多史料,详细论述了《瀛涯胜览》的重要学术价值。论述了此书不仅对郑和下西洋伟大壮举做了详实的记载,而且还对15世纪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做了比较充分的记述,同时对于科技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并且在回族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建设文学景观数据库的价值与方法——以《方舆胜览》为例

文学不仅描述景观,传播景观,也塑造景观,甚至在景观湮没之后再造景观,但如何发挥这些作用,还需将一定数量的文学景观放在广阔的时空维度和历史文化场景中整体考量。为文学景观建设数据库,有利于高效处理庞大体量的研究对象及其错综复杂的各类信息,从而使局部的现象关联和宏观的整体分析易于实现。以南宋地志《方舆胜览》所载文学景观为对象,通过建立目录化数据、分词化数据、本体数据库、标签化数据和GIS化景观数据等步骤,探索建设文学景观数据库的具体途径,尝试将《方舆胜览》用地图方式可视化呈现。

文学与地理空间的互动——以《吴船录》、《石湖诗集》与《方舆胜览》为例

文学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有如创作主体在文学发展的时间轴上以"影响的焦虑"这一形式与时间和时代产生互动和影响,其与地理空间也存在着更紧密互动的联系:一方面,创作主体受地理空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的激发,并在题材、情趣、风格等方面受到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创作主体也通过创作活动反作用于空间,通过文学的中介对人文地理与地域文化形成塑造作用。

试论《方舆胜览》一书的流传及影响

试论《方舆胜览》一书的流传及影响李勇先《方舆胜览》是南宋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祝穆所编撰。祝穆字和父，福建建阳人［１］，一生“博涉经史”，勤于著述。据祝穆自序可知，为编撰《方舆胜览》，从初稿到三易其稿，前后用去了不下十七、八年...

中华书局点校本《方舆胜览·淮东路·扬州》纠谬九则

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施和金先生点校的《方舆胜览》,是目前可见最新也是最为完善的版本。该书体例完备,内容详实,但还是有一些疏漏,特别是涉及到地方山川形势、风俗文化等细枝末节时,即使经过了施和金先生校勘,不少讹错仍存。以中华书局03年版《方舆胜览·淮东路·扬州》一卷为底本,对其中的一些疏漏进行整理。

“星槎胜览”所记陶瓷器研究

“星槎胜览”是明代费信随郑和下西洋后据其亲览与传闻所录,书中对下西洋所到国家的物产气候等都做了扼要的叙述,其中记述了许多陶瓷器内容。笔者通过分析书中所记陶瓷器内容,映射出明初时期陶瓷器的发展和瓷器的贸易方式,将出土的实物与文献结合起来,寻求当时中国陶瓷器发展水平的真实写照。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航海典籍《瀛涯胜览》米氏英译本研究

英国汉学家米尔斯的《瀛涯胜览》英译本堪称向西方译介中国古代航海历史与海洋文化的汉学巨制。为了解米尔斯在英译航海典籍的过程中如何进行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从生态翻译学理论视角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通过精准传递原文词、句、篇层面丰富的语言信息、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及多维的交际内容和意图,米尔斯成功实现了《瀛涯胜览》英译本适应性选择的“三维转换”目标。典籍英译研究应该关注多元翻译主体共生、多重翻译内容和意图共现、多维翻译方法共用,以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

《方舆胜览》一书的研究价值

《方舆胜览》是南宋地理总志流传下来的两部之一，其研究的价值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文献编纂的文化传播性研究——以《方舆胜览》为例

文献编纂的文化传播性是其文化意义的主要方面。《方舆胜览》的编纂在因依前人与个人创新的结合中十分明显的体现出了文献编纂的文化传播性。文化传播是借助于书籍、期刊等大众传播工具所进行的一种文化扩散行为,编纂文献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是原生性质的,二者具有共通之处。

《江山胜览图》中的元代温州古城景观风貌特征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风貌的实景类绘画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特定时期下城市的历史景观特征,是现今研究古代城市自然与人文景观的重要图像。《江山胜览图》是元代画家描绘浙东沿海城郊风貌的纪实性作品。文章运用图像分析法,从作者生平、绘画风格、地理方位入手,对画卷的资料性进行考证,简述画卷的图像景观内容,提取水系、植物、建筑、园林名胜、人物活动五个城市景观要素进行解析,探寻画卷所展示的元代温州古城的景观风貌特征,为当代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与延续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再论《方舆胜览》的编纂及文献价值——基于江东路部分的考察

《方舆胜览》系现存的五种宋代地理总志之一,考察江东路太平州的相关篇目可知其编撰体例与《舆地纪胜》较为相似,但两书并无因袭关系。《方舆胜览》多有错谬,对其文献价值不宜高估,尤其是在历史政区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面,使用起来需慎之又慎。至于商业交通、人文风土部分,与《舆地纪胜》相参比勘,方不失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