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语词程式研究

胡仁·乌力格尔是口头演述的艺术形式,胡尔奇需要耗费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十个小时来创编一部完整的胡仁·乌力格尔。他们在演述胡仁·乌力格尔时,常常会使用一些固定语词或词组创编诗行。这里提到的反复出现的固定语词或词组指程式。胡尔奇布仁巴雅尔在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同样使用各类程式,本文从他演述的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中选取与人物、器物和行为相关的程式,对其展开较为精密的分析,以揭示布仁巴雅尔的演述技巧,以及归纳他使用程式的规律和风格。

罗布桑胡尔奇《宝迪莫尔根罕》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多样性特征初探——以《Folklore Mongol》(1960年版)中的曲调文本为例

文章以《Folklore Mongol》(1960年版)中收录的《宝迪莫尔根罕》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曲调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乐谱文本和胡尔奇的创作技法,探析罗布桑胡尔奇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多样性特征;并通过介绍和挖掘域外学者所搜集整理的文本资料,为当代民族音乐研究提供参考。

试论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对蒙古族文艺、民俗的影响

每一种艺术的产生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胡仁乌力格尔深受东蒙古地区人民的欢迎,在流传过程中,对东蒙古的社会、对蒙古族传统艺术及民风民俗产生了很大影响。

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之《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对汉文化继承的剖析

胡仁乌力格尔是蒙古族说唱艺术,是明末清初内地的文学作品流传到内蒙古地区,经过蒙古族艺人的再创作之后形成的一种文本。因此,可以说它是蒙汉文化交流的结晶。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的移植是蒙古族说唱艺人受原著《三国演义》中汉文化的影响下创作的。本文选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中《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一段从微观上加以探讨,剖析《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中体现出来的对汉文化的继承。

探究胡仁乌力格尔母题对科尔沁作家格日勒图小说的影响

胡仁乌力格尔是蒙汉文化交融的产物,它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对蒙古族的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作为蒙古族文学的一份子科尔沁小说中胡仁乌力格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论文意在通过对胡仁乌力格尔与科尔沁作家格日勒图小说中的、『交战母题』『结拜母题』『报仇母题』及『阵战母题』等方面进行对比,探究胡仁乌力格尔在蒙古族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结合过程中,影响科尔沁作家的思维模式与创作手法。与此同时,不仅强调小说故事情节的形象性、戏剧性及故事性,也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而且更加突出小说的民族特色,对蒙古族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胡仁乌力格尔对汉文小说《说唐全传》的蒙古演绎

胡仁乌力格尔是蒙汉文学艺术交流的结晶,是中国各民族文学文化互鉴融通的范例,其既展现了汉文小说对蒙古族文学的影响力,也体现了蒙古族对汉文小说吸收和消化的能力,以及其间蕴藏的美学情趣和创造精神,对引导中国各族人民生动而深刻地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具有独特的价值与示范作用。布仁巴雅尔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按照蒙古族民间叙事传统的惯例对汉文《说唐全传》的结构体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根据蒙古族的社会风俗、日常生活经验及审美情趣重构了汉文“说唐故事”的叙事资源,使其说唱的人物和情节内容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文化特点和审美特色,为汉文小说在蒙古族民众中的传播与接受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现实依据和文化支撑。

论蒙古族民间说唱艺人对汉文书面文学人物性格的重塑——以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为例

蒙古族民间说唱艺人在将汉文古典章回小说以胡仁·乌力格尔形式进行流传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艺术修养和广大蒙古族受众的审美取向,对汉文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诸多的蒙古化性格重塑。蒙古族民间说唱艺人——胡尔奇主要从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等方面着手对汉文原著中的人物性格进行了蒙古化创作。

试论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

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通过蒙古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胡仁乌力格尔形式在蒙古族地区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蒙古族民间信仰、蒙古族民间文学以及蒙古族民众的历史观等方面。

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对《说唐演义全传》的因革

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的原型是清中叶时期的《说唐演义全传》写定本。布仁巴雅尔对《说唐演义全传》展开加工与再创造,对它进行不同程度的口头化与蒙古化,使它成为具有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特色的口头文学作品。

论胡仁乌力格尔在科尔沁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胡仁乌力格尔大约在19世纪初传播于科尔沁地区,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科尔沁地区出现了诸多胡尔奇,说唱了许多喜闻乐见,脍炙人口的胡仁乌力格尔。在漫长的岁月里,胡尔奇们为了满足当地民众的审美需求,在说唱中融入了科尔沁地区的方言和民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胡仁乌力格尔,科尔沁地区由此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胡仁乌力格尔传承地。

论历史演义类胡仁乌力格尔叙述模式的基本特征

历史演义类胡仁乌力格尔,表演历史悠久,自清代以来久唱不衰,足见其在叙述艺术上的成就。其叙述话语由散体的道白和韵语的唱词两部分构成,用以叙人、叙事、叙情、叙景;胡尔奇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控制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胡仁乌力格尔作品中设置的时空往往是非常自由的,具有主观想象的、虚拟的特点。

扎那和西日布胡尔奇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相同选段比较研究

扎那和西日布胡尔奇师徒二人均说唱过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在同一选段的说唱中两名艺人在思想倾向、语言运用、人物塑造等方面均显示出个体差异。究其根源,与胡尔奇的个人审美、艺术造诣、说唱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浅谈甘珠尔胡尔奇说书的胡仁·乌力格尔中的程式与主题

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包括英雄史诗在内的世界多民族口头史诗和古代诗歌中,帕里—洛德理论提出的“程式”“主题/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等结构单元作为史诗家、叙事者进行故事记忆、表述、创作的重要工具。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流传的胡仁·乌力格尔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叙事单元,这些单元由于胡仁·乌力格尔文本的样式结构、表述方式的传承而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该文应用“帕里—洛德理论”(口头程式理论)对内蒙古兴安盟图什业图胡尔奇甘珠尔说书的胡仁·乌力格尔“薛仁贵东征”文本的情节转移程式与故事开篇主题进行分析论述。

胡仁乌力格尔解读

胡仁乌力格尔是在蒙古族、汉族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产生的民间口头艺术,是蒙古族曲艺艺术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本文从胡仁乌力格尔的显著特征入手,阐释了胡仁乌力格尔是本子音乌力格尔的再创作,是胡尔奇、胡琴、乌力格尔的有机结合,是说和唱的艺术结合,是语言和曲调的巧妙结合,是声音和思想的完美结合,是继承和创新的结合。

浅谈保护与传承“胡仁乌力格尔”的紧迫性

笔者结合多年制作“胡仁乌力格尔”(蒙古语说书)的工作案例,阐述了“胡仁乌力格尔”保护与传承的紧迫性。通过列举内蒙古电台等各级电台对“胡仁乌力格尔”保护传承所做出的贡献,描述了在新形势下“胡仁乌力格尔”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提出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概况

胡仁·乌力格尔在东部蒙古地区产生并广泛传唱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 ,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只有 80年的历史。最早着手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的是国外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古国的学者们 ,前苏联、德国、匈牙利、英国、日本国学者也很注重胡仁·乌力格尔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研究——以“毛依罕杯”胡仁·乌力格尔大赛实况分析为例

2006年中国曲艺家协会等单位在毛依罕的家乡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举办了“纪念曲艺大师毛依罕诞辰100周年活动暨中国.内蒙古乌力格尔艺术节”。此次艺术节云集了众多民间艺人,他们在地区分布、年龄结构、演唱内容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国内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我们可以把这50年的研究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初期阶段(从1949年建国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二、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衰退期(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三、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恢复发展期(从1976年到至今)。

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新趋势——“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不断深化。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胡仁·乌力格尔这一主题,从胡尔奇及其流派、胡仁·乌力格尔文本、胡仁·乌力格尔艺术、蒙汉文学关系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探讨,取得了广泛共识,为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的启迪。

胡仁乌力格尔曲调题材分类法研究兼谈音乐形态——以《郭尔罗斯乌力格尔与曲调》为例

长期以来,胡仁乌力格尔曲调分类被音乐角度的唱腔分类法所独居,这种分类法虽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曲调的流变性以及胡尔奇的即兴特点使得这种分类暴露出缺陷。而剧本文学的相对稳定性,使得题材分类法研究变得具有可行性。这种分类法清晰易懂、便于普及、逻辑严密、易于归纳。以题材为视角,通过百余首乌力格尔曲调脚本的分析,可以将其归纳为结构类、政治类、落难类、战事类、颂赞类、思念类、亲情类、神话类八种曲调。题材分类法是乌力格尔曲调的新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研究意义在于缕清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本体的脉络,明晰其艺术结构,以便易于了解和掌握这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