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与胡克家《考异》校议(上)

《文选》李善注和胡克家《考异》堪称《文选》双璧 ,然日藏唐钞《〈文选〉集注》问世 ,发现正文、注文与《考异》多有失当之处 ,于是逐句校勘 ,得校议 2 60余条 。

述论胡克家《文选考异》之校勘

本文对清代胡克家主持重刊的宋本《昭明文选》的校勘记《文选考异》,作了叙述和总结,目的是在于强调它在“文选学”历史上的地位。文章认为胡克家《文选考异》对版本流传过程中造成的《文选》异文,及李善与五臣注的相淆乱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使我们得以窥李善注的原貌。文章还认为《文选考异》注意了考因、内证、训释的方法去进行校勘,在方法上师法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宋朱熹的《昌黎先生集考异》。文章还举了其中诗歌部分的实例,来举证《文选考异》的基本校勘方法。总之,认为《文选考异》在“文选学”史上有它一定的历史地位。

论《文选》“难”体

《文选》分类，一般认为是３７或３８类，近有人提出３９类说，即卷４４“檄”下有“难”一体，而常见各《文选》版本皆脱，此说引起学术界的争议。本文从《文选》的版本、目录等方面加以考证，同时，又详尽考察了“难”体在汉魏六朝史书、总集中的著录情况，并对“难”体与相近各文体间的关系进行了辩析，对“难”体的产生和发展也作了清楚的论述，进而指出，《文选》以“难”体单独列类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博采慎辩 推陈出新——读《〈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

自隋唐以降,对于《昭明文选》的研究蔚然大观,著述丰厚。围绕《昭明文选》而形成的＂文选学＂历经千年沧桑,至今已发展成为包容多学科、蕴含多方面价值意义的综合性学术领域。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见一部分期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选》研究发展史的专著面世。

关于《文选》的篇目次第及文体分类

关于《文选》的篇目次第及文体分类曹道衡现今所见的《文选》，各种版本的篇目次第都有出入。敦煌发现的唐写本和日本所藏的古抄本均非全帙，而且也不是我们常读的本子，可以姑置勿论。即以我们经常见到的版本而论，一般以清胡克家覆刻宋尤袤刊的李善注本和《四部丛刊》影...

清代的文选学

南朝梁代萧统(501—531)编集的《文选》是现存的最早的诗文选集,它诞生后不久,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文选学”.文选学在清代得到空前发展,据笔者统计,各种《文选》版刻有三、四十种,各类专门研究著作有七、八十种,各家未刊批校本尚不计在内.本文试对清代的文选学的特点、局限以及地位作初步的探讨.

《洛神赋》主旨寻绎——为“感甄”说一辩兼驳“寄心君王”说

“感甄”说和“寄心君王”说，是对曹植《洛神赋》主旨的两种不同理解。“感甄”说出自清胡克家重刊宋尤袤本《文选》卷十九《洛神赋》李善注引《记》的一段材料：

胡刻《文选》影印本出版说明小议

李善的《文选注》以宋尤袤刻本为佳,中华书局七七年影印的清代胡克家的《文选》就是尤本的影刻本.为了方便读者,将原书作了断句,见于顾千里考异之处以△标出,后又附尤刻本,胡刻本异同表,篇目索引,著者索引,据其出版说明所云,曾“把尤刻本和胡刻本相较,证明胡刻本较好,胡克家已改正尤刻本错误多达七百余处,(《考异》中指出的尚未计算在内),虽然胡刻本也增加了一些错误,但大多是由于原本字迹模糊,或残缺造成的,而且这类错误只有六十余处”.这部总集应该说是比较完善了.

读书与治学

《世说新语》里讲了这样一件事: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何摅。”时人多以为能。王述为了炫示自己的才思和博学,对别人说:“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轻诋》)王述本意瞧不起孙绰,却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显得可笑。因为王述没有读过《列仙传》,所以不懂孙绰文中的用典,就信口开河,乱发议论。读书少,看不懂文义,在魏晋六朝时就被认为无能的一种表现。

從“母本”到“變本”:蕭《選》舊貌之構建嘗試——以敦煌善注寫本與日藏白文古鈔的對校爲中心

問題緣起與研究路徑在傳統的選學研究當中,由於前人所見多爲刻本,從各刻本的異文出發,以推求"崇賢舊觀"及"蕭《選》舊貌",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從附於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池陽郡齋刊刻善注本之後的《李善與五臣注同異》,到清代嘉慶十四年(1809)胡克家覆刻宋尤袤本而推出的《考異》十卷,均是利用刻本以校勘《文選》之成果代表。至若梁章鉅、胡紹煐、張雲璈、何焯等人關于《文選》的校勘意見,亦是基於刻本異文提出豐富的判斷依據。

《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的几个校注问题

《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虽有些谀墓之词,但仍不失为碑文中的优秀之作。在其传抄过程中,不同版本在字句上有所不同,实有校勘之必要。

读《文选》小札

现代学术规范要求引号内的引文须严格按原文,如有删节,则须说明或在有关的地方加上删节号。中国古人比较潇漉,往往根据需要很自由地予以删节且不加任何说明和标识。在研究古代文史时要注意这种情形,作出适当的安顿处理,而不必怀疑其中一定就有什么错误。研读《文选》,时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眞相及其他

元人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對理解《通鑑》原文,助益良多。胡注《通鑑》在元朝僅有一個刻本,關於這個刻本的基本版刻情况,一向不甚清楚;特别是因其卷首刊有元翰林學士王磐的一篇序文,其中談到蒙元興文署刊刻《通鑑》事宜,故從清代中期以來,一直有人認爲此本爲興文署所刻。民國時王國維對王磐此序做出不同的解釋,但有很多基本問題,還是不甚明瞭。本文研究得出如下幾點看法:(1)從元代各地版刻的總體特徵出發,判斷元刻本胡注《通鑑》絶非興文署刻本。(2)通過考察興文署的淵源,認定并不存在興文署本胡注《通鑑》與興文署刻書。(3)利用初印本元刻胡注《通鑑》附鎸的胡三省注記,全面梳理胡注的寫定過程,并藉此辨析清楚它與所謂興文署本《資治通鑑》毫無關係。(4)憑借此本的版刻特徵并基於元代雕版印刷的一些規律性特徵,推定此本爲元臺州路儒學刻本。此外,文中還對王磐序文的來源做出了解釋,同時還講述了清嘉慶年間胡克家仿刊此元刻本胡注《通鑑》的基本版刻狀况。

《文选》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除了少数几部儒家经典以外,以一部书为学者们所研究而能成为一门学问,一般认为有两种:一种是'红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红楼梦》;一种是'选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