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学”研究与广西文化——胡大雷教授访谈录

李晓明（下文简称李）：胡教授，非常感谢您来到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您长期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论的教学与研究，但您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桂学研究”首席专家，“桂学研究”岗广西特聘专家，我想请您谈谈“桂学”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

新作新启发——评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方法论

胡大雷先生《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以独特的"抒情方式"为视角,叙述了中古诗歌的发展史,"以之来审视中古时期各重要诗人的独特点,以之来贯穿中古诗歌的发展历史"(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后记)。阅读此书,常从其中受到很多方法论的启发。

胡大雷推荐：《逯钦立文存》

逯钦立先生（1910—1973）是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专家，执教南北，著作等身，曾用毕生精力校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曾校注《陶渊明集》，在“文革”后相继问世，对于新时期中古文学研究，具有奠基性的贡献。逯钦立先生还撰作有大量汉魏六朝文学论文，

胡大雷：《“文胜质则史”论——兼论史书“书、志”体例的生成的文体学意义》

古代有两种史官，太史以记录为主，瞽嚎以宣讲为主；讲史的特点是从“事”、“义”两方面对原始史书进行阐释，其所谓“辞多”、“捷敏辩给”、“繁于文采”、“雕琢”等特点，改变了原始史书的简略以及“微言”的表达，使其具有“文胜质则史”的状态。后世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进一步提高叙“事”能力，二是史书撰作不再局限于“记言”、“记事”，对历代典章制度等文化建设的记载，也成为其主要内容之一。“文胜质则史”的史学意义，

中古诗史的独特观照——评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

对于中古诗歌的研究，学界业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且不说魏晋南北朝断代文学史，光中古诗史方面就出版了王钟陵先生《中国中古诗歌史》、葛晓音先生《八代诗史》等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因此，现阶段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通史式的把握，

"诗歌"的史与诗歌的"史"——评《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

近年来,在中古诗歌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有分量的著作,胡大雷教授的新著<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以下简称<演进>),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把中古诗歌的研究推向了新的境界.

中古文体扩张的文学史意义

胡大雷撰文《论中古文体的扩张、互动及非常态化》指出，文体自有规范，但有些强势文体时或不安本分，或主动或被动越界去做其他文体应该做的事，这就是文体的扩张。倒过来讲，一些文体羡慕其他文体的成功，兴而效之，引进其某些成分，这也是强势文体扩张表现下的反应。文体的扩张造成文体的互动，或成功或不成功；文体不同，立场就不同，故看法不同，但总之是文体呈现出非常态化形式。

屈原自沉说新解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不同流合污说，殉国说，“死谏”说等。胡大雷在《江海学干必2008年第4期撰文提出了“以身祷之”说。远古社会有所谓“以身祷之”的习俗，就是以自己为牺牲以祈福消灾，最有名的事迹就是所谓“汤祷”。屈原是为楚国祈福消灾而自沉泪罗江的，即所谓“汤祷”式。屈原每每称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国家为什么会有灾祸；屈原表示不怕死亡而只怕国家覆亡；屈原每每说自己兴国强政的心愿不被理解，他要以死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愿。

“宫体之文”考述

胡大雷在《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撰文指出，所谓“宫体”，就是宫中流行的文体。“宫体”是一个集合概念，含有不少文体；或者说，除了宫体诗，南朝还有不少文体具有“宫体”意味。如赋的叙写女性，其宫体味自是有目共睹；又如连珠，就有题目上标明“艳体连珠”之类；还有表、书、启、序、铭等文体，其中叙写女性的文字，香艳绮丽，很像宫体诗的散文表述。

徐摛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胡大雷在《文史哲》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一般说“宫体”就是宫体诗，其实不然。从时间上说，“宫体”二字最早与徐搞有关，史载徐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梁武帝闻而“怒”之；于是历来研究者称徐搞为宫体诗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