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长时段批评,呈现出赞誉与批判并存的态势。赞誉者主要基于知识“兴味”与“红学史”,肯定该文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批判者不仅否定该文的“材料”使用与纠缠于“政治问题”,而且意图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新艺术性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以现代学者“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予以新的研判。可以说,《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时人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兼及“传记文学”的概念

胡适是中国现代传记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倡导者和写作者之一,在传统传记现代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于现代传记的贡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即现代传记的发生和初期发展阶段,通过为他者立传、自传倡导与书写、现代传记的类型划分等系列活动,胡适不仅留下大量的传记作品和文论、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记理论,还留下了“传记文学”这一重要的命题。全面考察胡适这一阶段的实践与文论主张,可以深入认知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史上的地位,并在和现代传记历史发展结合的过程中,与当今的传记写作和研究联系起来。

胡适中英文信札、电文一组

本文以法、美两国所藏汉学家、中国现代人物档案为基础,汇集、整理胡适自1926年至1962年间的英文、中文信札和电文22件,对学术界进一步了解其治学兴趣、人物往来、行踪和居所颇有裨益。

从“不避俗字”到“力避文言”:胡适白话书写中的自我审查研究

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白话代文言的白话文运动是以语言的形式展示新文化的民主自由。胡适以倡导“不避俗字俗语”的白话文著称于世,但在理论倡导与写作实践中,存在着“力避文言”的自我书写审查。本文拟对五四时期白话文学创作中“力避文言”的偏至理念进行专题探讨,深入分析胡适在白话书写的理论实践中存在的自我审查的问题,剖析这种“力避文言”的自我审查对五四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胡适考试思想探赜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改革方案。作为其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部分,胡适的考试思想形成于丰富的教育实践中,不仅汲取传统考试文化的精髓,也受到改良主义思潮和西方测量理论的影响,极具时代特色。他重视考试文化建设,倡导人们重建“考试信仰”;在充分肯定中国科举制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主张建立“弹性主义”的考试制度、科学的“考试任官”制度、严格的考铨制度和考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考试的标准化和科学化发展。胡适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路径中所形成的考试思想,不仅对民国考试制度的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我国当前考试事业的发展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

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非常看重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胡适,邀请他为商务编辑“世界丛书”,并得到同意。借此媒介,商务同胡适开始建立切实的合作关系,进而希望胡适出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于是胡适专程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同时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出任所长一职,得到商务认可。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由此奠定,这一合作及其后续影响对双方意义重大,其过程值得钩沉。

胡适的诸子学研究对其“文学革命”主张的启发

与提出“文学革命”几乎同时,胡适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诸子学研究上。在钻研中国古代典籍的过程中,胡适注意到文法分析可以当作一种考证方法使用;而为了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发掘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他的博士论文以先秦诸子之逻辑方法的发展为核心议题:这些问题意识都进一步启发、促成了他关于新文学中的文法、逻辑等方面的观念。胡适的“言之有物”事实上侧重于思想方面,而他也尤为关注新诗的说理之维。但对明晰、贯通的过度追求,也导致其创作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论徐志摩的宋词今译与郭沫若、胡适的关系

1924年左右,徐志摩以现代白话文翻译出至少十二首宋词,这些宋词大都出自李清照的《漱玉集》。现有资料表明,徐译宋词是在两位古诗今译的先行者郭沫若、胡适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即:郭沫若的《诗经》选译集《卷耳集》在“非直译”译法上启发了徐氏,胡适的五代宋词选集《词选》在今译素材的选择上为徐氏提供了方向。此外,受惠于郭、胡二人寄托在译事中的新诗试验精神,特别是对诗人个体的尊重,徐氏的今译尝试又不乏个人特色。在今译时,徐氏秉持其“宋词乃杂技艺术”观,一方面因诗人之生平、诗歌之音乐性等选取了李清照词,另方面则将原词里的多种情感统一为恋而不得的爱情,以实现自己的创作主张:“情真即是诗真”“心理冲突即创作之母”。

虚幻的精神高度——胡适改创《西游记》第八十一难之文化生态新论

胡适认为吴承恩版《西游记》第八十一难太过寒伧有补凑之感,因此自己改创为唐僧割肉饲魔道成肉身。胡适改本借镜了古典小说改作、仿作的一般传统,又直接改写自佛教经典,借用佛教经典母题创作,并借鉴吸收佛经和《西游记》的白话,希望促进白话和白话小说的发展。胡适改创虽不逮吴著,但反映出转型时期的文学观念,既体现了近代转型文化生态的驳杂繁复特点,对虚构文学的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精神高度。胡适想超越吴承恩版第八十一难虽然虚幻,但他在文化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既承继传统又面向未来构建新知识体系的求新求变之尝试值得肯定。

胡适“不赴清华政治学会演讲”重考——从一封新发现的佚信说起

1931年5月29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刊载胡适佚信一封。本文以此为入口,综合使用本证、旁证、反证、理证等考证方法,对胡适未赴清华政治学会演讲史实进行重新勾勒,对胡适未前往演讲原因、胡适回避政治心态存续的时间段等问题进行重新考证。弥补《胡适全集》与年谱之缺,丰富对于胡适这一时期行迹、心理的认识。

新发现胡适佚文四篇和佚函一封考释

新发现4篇胡适的佚文《中国怎样长期作战》《青年不要悲观》《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国内局势的看法》,以及一封致《京报》的佚函。《中国怎样长期作战》是驻美大使胡适在纽约第三届“一碗饭运动”宴会上发表演说的讲稿,由他本人从美国航邮寄给《申报》后于1941年1月分三次刊发。《青年不要悲观》刊载于《现代文丛》1946年11月16日第1卷第1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刊载于《新中国月报》1946年12月20日新第1卷第3期。《对国内局势的看法》刊载于《书报精华周刊》1948年第6期。透过此次新发现的佚函可知,胡适对《京报》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9月7日他便专门致信《京报》编者提出办刊建议。

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与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

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演出中,曾经策划了1918年《新青年》“新旧戏之辨”的胡适转变了此前的姿态,尝试发掘传统旧戏的现代价值。他为访美而撰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 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一文中出现的“原始”(primitive)和“停滞”(arrested)两大关键词反映了其文化策略,即通过“汉学”(Sinology)与“东方学”(Orientalism)将戏曲和西方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建立联系,以利其接受。然而胡适的文化策略塑造了一组悖谬:其一方面赋予了梅兰芳超越东西藩篱的“普遍价值”,一方面也证实了纽约学界仰慕和鄙夷交织缠绕的“东方主义”文化情绪。胡适的文化策略与他“整理国故”的逻辑互文见义——通过戏曲的“传统”再造其“现代性”,呈现了其沟通今昔以建构一致性文明的“中国文艺复兴”文化理路。

胡适晚年的佛教史研究

胡适晚年重新回到佛教史研究,主要是利用敦煌文献和金石碑刻资料所做的拾遗补阙和版本校勘等工作,在史料发掘和整理方面具有一定贡献,扩大了佛教史料的范围。胡适晚年对佛教的批判态度依然没有改变,许多观点均是对前期研究的重复,乏善可陈。而此段时期,胡适与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等关于禅宗问题的交流和辩论,以及由此提出的研究方法,强调把禅宗放到所在的“时空关系”中考察,对后来中日两国的禅宗史研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徐复观之眼观胡适:潜而未发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自身的学术思想见解常在对胡适的评述中展开。然则从治学取向到文化理念,二氏间存在不可逾越的观念鸿沟,这背后是两代学人间容易被人忽视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有别于前人与胡适的论争,徐复观既质疑了胡适承自乾嘉考据学的“科学方法”,给出一套考证与疏释结合、提要钩玄思想家的中心结构的思想史方法,又对胡适以西方现代启蒙理念评判传统的“科学态度”作了细致反思,力图从中国本位出发,发掘本国文化的价值。徐复观对胡适“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的省察,可为今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胡适语文教育思想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与中学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当前语文教学面临“学生不喜欢上语文课,语文水平、语文素养滑坡”等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尝试梳理出胡适语文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探讨其在当今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现实意义。他强调语言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的培养,提倡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以及通过写作来培养语文能力,其教育理念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积极的影响。

论梁启超与胡适“戴震学”阐释的同尊异由

1920年代,在科学玄学论战的背景下,梁启超与胡适同时提出了对于戴震学术的新阐释与新发明,一称戴震的治学方法已然具有西方科学精神的雏形,二谓戴震哲学具有西洋现代哲学色彩,共同推动戴震形象向“科学家”“哲学家”转移。两人对于“戴震学”的新阐释存在着不同,梁启超重“情感”,胡适主“知识”。这不仅体现出二人学术及思想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术现代化思索的多歧性。

韦政通学思历程中胡适形象的变迁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开一代风气的著名学者,影响的学人不计其数,当代思想史家韦政通即是其中之一。时代的客观际遇和自身的思想探求使韦政通一生的学思历程几经波折,他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亦相应地发生了多次变化,胡适在其心目中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1954年拜入牟门后,韦政通开启了深受牟宗三影响的“信仰之旅”,一直持续到1960年。在这一时期,作为儒家信徒的韦政通对胡适多有偏见,视其为“学阀”、传统的“罪人”。1962年后,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韦政通的思想发生剧变,并最终脱离师门,走上了批判儒家思想、致力思想探险之路。他开始重新看待胡适,胡适在其心目中变成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一个批判传统不够深入的保守主义者,一个过渡时代的悲情人物。1970年代,韦政通经过“现代化运动”的洗礼后,走出了思想转型的激越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儒家思想。他对胡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高度评价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同时也客观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胡适在他心目中变成一个有多重面向的立体而复杂的历史人物。韦政通心目中胡适形象的变迁既体现了其自身思想的演进,也反映了台湾地区时空背景的流转,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与社会信息。

角色转向:胡适派学人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互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胡适派学人为因应民族危机和重建社会重心,曾尝试借助太平洋国际学会这一国际民间学术组织,引导社会舆论,介入现实政治。在此过程中,胡适等人积极推动中国太平洋学会的组织改造,踊跃参与国际学会的研究合作,大力推进与各国分会的教育交流,从多个层面实现了自身角色的调适和重塑。胡适派学人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互动及其角色转向,是民国知识分子从体制外参与现实政治的有益尝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学合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提供了决策参考,拓展了现代大学的社会功能,但终究未能实现其学术救国的夙愿。受此影响,胡适派学人陆续转变学者身份,走上直接从政之路。

胡适《尝试集》三篇序言中的姿态调整与新诗观念转型

序言作为一种“副文本”,对正文具有辅助和弥补作用。《尝试集》三篇序言,为解密胡适新诗的姿态调整与新诗观念转型提供了一扇窗口。三篇序言作为一种连贯性的叙述,不仅再现了胡适的审美心理变化,也勾勒出了新诗诗学理念流变的轨迹。其复杂姿态的背后,呈现出新诗在发生期遭遇的生机和艰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