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五四时期的丧葬礼仪改革

胡适与五四时期的丧葬礼仪改革李纳森丧葬礼仪是经世代传承、积淀而成的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但是，由于丧葬礼仪与其它社会风俗一样，具有很强的惰性，使得这种适应又绝非自然而然的过程。胡适说过：“当一种社会上...

胡适与五四道德革命

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特定产物。它和“文学革命”一起,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虽高扬“文学革命”(如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却从未直接提过“道德革命”的口号。尽管胡适确曾尖锐地批判过封建礼教和宗法伦理,提倡国民人格的变革和人生观的更新,对抗新保守主义(梁漱溟、张君励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复归论”,但反对将“道德革命”和“社会根本改造”相联系,力图将“道德革命”纳入他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思想轨道,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说明,面临五四时期新旧道德的激烈冲突,胡适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心态和思想倾向,从一重要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追求,值得我们作些剖析和反省。

胡适与五四运动

当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留学。此时,陈胡二人虽未谋面,然而,大洋两岸间的信函往返,已使他们在文学革命问题上志同道合“神交颇契”了。1917年1月《新青年》刊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该文的发表,表明胡适正式投入了新文化运动。而且也为这个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继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之后,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胡适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学,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主张以白话文写作诗文和用白话文写出的文学作品,早已有之,该文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胡适的这一主张,尽管是文学形式的变革,但它的革命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向来是统一的,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使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旧文学失却了表现工具。为反映时代要求的新文学的产生提出了必备条件;从而促进了文学内容的革新。不仅如此,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意义还越过了文学领域,它还使虚伪丑恶的旧思想失去了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