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部新声与唐代边塞诗创作

唐代边塞诗创作繁盛的原因众多,但学界对音乐对边塞诗创作的推动作用一直缺乏深入探讨。"胡部新声"是胡地乐器奏出的有着浓烈异域风情的乐曲,由于受到官方的追捧和推崇,风靡一时,隆盛于唐。唐代边塞诗多旧题乐府和近体,形制短小,适于传唱,娱乐功能显著,内容与胡乐的风格恰相适应,是与"胡部新声"相配的最佳歌词。"胡部新声"的传入与流行从艺术消费和传播的角度推动了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与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之间有着不可分割、不容忽视的联系。

胡部新声与新词新风——论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

盛唐胡乐的发展状况,学界仍未有定论。但从音乐的声律、乐伎的选配、音乐的沿革、古人的研究、乐器的概况看来,胡部新声在盛唐时期不仅非常流行,而且具有主导性的作用。胡部新声的流行为盛唐音乐注入新血液,改变了之前中原王朝以清商乐为主的音乐传统。乐与诗紧密相关,胡部新声的流行也影响到了盛唐诗歌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为净化初唐诗歌残留南朝文学的雕琢绮靡,形成平实自然、通俗易懂的语言风貌;二为改变初唐诗歌以言志为主导的发展脉络,形成以言情为主导的演进态势;三为促进近体诗、古体诗的繁荣,推动盛唐诗体的发展;四为给盛唐诗歌的发展注入创新的活力。盛唐诗歌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胡部新声的助力。

胡部新声——从唐三彩骆驼载乐俪谈起

唐代丝绸之路繁盛,通过这条漫漫丝路,东西方社会互通有无,相互影响。外来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唐人的物质生活和艺术审美,在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城刮起了一股空前的“胡风”,其中传入的胡乐、胡舞深受时人的普遍喜爱。与此同时,由于唐人具有追求时尚、乐于进取的创新精神,因此,唐代乐舞在吸纳胡乐、胡舞精华的基础上,将胡、汉乐舞融为一体进行了新的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批以唐三彩骆驼载乐佣为典型代表的与“胡部新声”关系最为密切的唐代乐舞形象文物,不仅体现了域外文化的艺术风格,而且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

经常阅读《文物》、《考古》两种刊物,知道全国各地不断有新的重要发见,理论研究水平亦在不断提高,从这里经常得到新的启发。兹将阅读中对于《文物》月刊发表的两篇文章的几点意见写出,和原作者商量,不一定对。

敦煌壁画反弹琵琶舞姿形象来源新议

反弹琵琶舞姿形象出自胡部新声《婆罗门》大曲中的舞蹈表演。在唐开元年间,或因边将献乐,《婆罗门》中的舞蹈自河西流传至长安,成为宫廷画家的绘画原型,而其粉本随后又自中原传播至敦煌并被引入壁画中。

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

本文从韩休记传结合公布的考古资料,讨论了墓室东壁"乐舞图"的绘制年代和性质,并将与此乐舞图相似的,如唐苏思勗墓壁画乐舞图、北周佛座石刻乐舞图像及卒于开元十一年的王玄德及妻郜氏墓志侧线刻乐舞图作了比较,认为韩休墓"乐舞图"系流行盛唐时的"胡部新声",并阐释此图对中国音乐舞蹈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变雅:庙堂雅乐的生命张力

传统雅乐包括诗、乐、舞等,其核心是以郊庙歌辞为中心的庙堂文学,与古代帝王祭祀天地鬼神的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变雅"本属于《诗经》学史上与"正雅"相对的重要术语,是正统雅乐的自我更新机制,在庙堂文学创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为郑声入雅、清乐入雅、胡音入雅以及三教入雅。郑声入雅体现为民间俗乐进入雅乐表演体系,时间为春秋战国至汉代;清乐入雅时间为汉魏南朝;胡音入雅则从汉代开始,经历北朝,迄于唐代而臻于大盛;正因为吸收了民间俗乐、胡部音乐及道曲、佛曲等音乐文学的要素,促使庙堂雅乐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发生了诸多新变。三教入雅指东汉以来儒、道、释三教对庙堂雅乐的深刻影响。而历代帝王频繁的宗教活动,也是"变雅"经常发生的原因,凡此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庙堂雅乐本身的生命张力。

唐代边塞诗的文学地理学分析

本文以文学地理学为理论视角,对唐代边塞诗的边塞地理观念、意向地理空间进行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唐代边塞诗中浓郁边愁情绪的产生及原因,最后分析边塞诗兴起与胡乐的关系。本文旨在揭示出唐代中原诗人对塞外地区环境和文化的感知表达,即边塞诗中所蕴含的地理学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

敦煌悉磨遮为苏摩遮乐舞考

敦煌悉磨遮为苏摩遮乐舞考姜伯勤ＴｈｅＳｕｍｏｚｈｅＤａｎｃｅｉｎ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ＢｏｑｉｎＴｈｅＳｕｍｏｚｈｏｄａｎｃｅ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ｍａｓｋ，ｌｔ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论西域艺术家及其对古代文化史的贡献

前言 众所周知,从南北朝到唐代约四百年间内,中原乐舞艺术由于吸收了许多西域艺术,因而在宫廷贵族中间非常盛行。关于西域乐舞兴隆的状况以及有关乐曲、乐理、乐器等方面的知识我们已基本得知,因此对西域艺术家的情况也应该有具体了解。 桑原(阝省)藏博士曾发表过《隋唐时期西域人华化考》(载《东洋文明史论丛》),其中对到中原的具有代表性的西域人作了叙述。但是,因其文并不是专门研讨西域艺术家的论文,所以。

唐代文人士大夫对西域音乐的态度略考

二十世纪的文人知识分子普遍盛赞唐代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成果，那么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文人知识分子又是如何看待西域音乐的内传效果呢？查者表明，在唐代文人大夫的笔下既有对西域音乐的反复赞叹，也有讽谕、否定之声。唐代丝路文明的繁荣、衰落和社会民族矛盾的冲突变化，严重地影响了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待外来异质音乐文化的心理情绪态度的主流倾向。

筚篥考略

毕栗,“儒者相传,为雅乐之冠,旋宫转器,咀微含商,十字谱声,三更塞曲。”是一种芦茎为簧,以竹或木为管,有类于竖笛或笳管的打合簧乐器,有孔,以手捺之可以发出音节。其音时而凄啘哀楚,时而高亢激越。在隋九部乐、唐十部乐中使用甚广,特别是在管乐器中有过不可取代的位置。

论唐玄宗对乐舞艺术的管理及其社会意义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极具天才的音乐家。在他统治的前期和中期,唐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对各种思想文化兼容并包,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高度发达,开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繁荣的'开元盛世'关于唐玄宗音乐方面的才能,已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文探讨他对乐舞艺术的管理及其社会意义,本文就此详加考察。一唐玄宗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为唐代乐舞艺术的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鸣驼千里传佳音──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鸣驼千里传佳音──唐三彩骆驼载乐俑陈根远自汉代张赛凿空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后，中国内地的丝绸、铸铁技术等便经由河西走廊，跨越葱岭，陆续传到中亚西亚各国以及欧洲。而西域的葡萄、香料等特产以及那里的音乐、舞蹈也沿着这沟通中西方的动脉输入中国内地...

关于《琵琶行》的音乐描写

一、《霓裳》应有“开元”“清”音、“天宝”“邪”声两式关于《霓裳》,宋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三中考证最为详细。他的结论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所谓“西凉创作”,是指西凉进《婆罗门曲》之史事;“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是指《婆罗门曲》经润色而改名为《霓裳羽衣曲》的故实。这一论断,符合《唐会要·诸乐》的记述。《唐会要·诸乐》说: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据此,我们认为,《霓裳》在天宝十三年之前和之后,不仅称谓不同。

试述隋唐五代的文化交流与反交流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根据史料,在我国,这种交流、吸收与融合,早在公元前二十一至十六世纪的夏代便已出现,隋唐五代则是此后发展的一个高潮。交流、吸收与融合,丰富、发展了各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对一些邻国的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唐三彩载乐骆驼俑:驼背上的微型乐团

唐三彩载乐骆驼俑是一件超乎想象的唐三彩杰作。驼峰上架着平台,方寸之间托起一支微缩的八人乐团。七名乐手围坐一周,一名女子轻移莲步,仿佛在歌唱。随着骆驼的脚步飘逸流转,驼背成为流动的舞台。此时此刻,胡部新声沿着丝绸之路自西而来……

羯鼓声高众乐停——胡鼓、洋鼓、爵士鼓之东渐

中国的鼓文化,固然有其雄厚的本土资源,但它从来不是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中发展的。纵观历史,中国鼓文化同外来的鼓文化,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外来鼓文化的东渐,肇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传来横吹、骑吹等胡乐,汉乐府协律都尉李延年因胡曲《摩诃兜勒》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军乐,这是胡乐输入中国之始,也是胡鼓东渐之始。隋、唐之际,胡乐的输入已成排山倒海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