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与体制性供给路径

按照“社会结构-制度运行的组织化模式-集体行动一致性的共同效能”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探寻应急化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互动融合进程中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发现防护型集体行动中的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这一互构性是通过“社会结构、历史秩序和行为主体选择”三大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比较分析当代中国乡村组织中“边缘落后村”和“近郊卫星村”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秩序,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状态下,分别基于行为主体“结构-功能”的差异化选择,形成了“能人主导型”和“行政赋能型”两类集体行动的逻辑。前者体现为本土化的能人凭借个体化的社会资本与紧密型村落文化的结合,达成集体行动的逻辑;后者则是经由具备政治资源的“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制度化政策资源的输入与离散型村落文化的整合,达成集体行动的逻辑。二者关于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都是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存在为前提。构建应急化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互动融合进程中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需要扬弃“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治理语境,立足于“党-国家-社会”的治理范式。在现实性上,这体现为以政党整合为基础,补足“乡村社会团结再造”的体制性供给路径。

农村社区管理的模式、价值取向和道路选择

国家、市场与地方文化传统在村庄场域内的互动,形塑了不同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根据农民性、组织性、效率性和秩序性四原则,划分了六类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分别是强集体主导型、弱集体主导型、能人主导型、传统社会组织主导型、新型社会组织主导型和市场类企业主导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的价值取向包括:实现对农户特别是小农户服务,农村社区秩序和社区内部平衡,结果和过程并重等。为此,农村社区管理要充分继承已有的组织和制度遗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基层建设投入,积极培育并完善新型农村社会组织,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加大国家对农村反哺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