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化到能力剥夺: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规范性基础转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规范性理论的出发点从人的“类本质”转向“现实的个人”,理想性目标从“人向其类本质的复归”转向“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即个体才能的实现,具体而言,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依据自身的兴趣和个性通过自主活动培育和发展全面而丰富的才能,并有效地发挥和运用这些才能。促进和确证社会成员能力的实现,为成员能力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成为马克思对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和结构进行规范性评价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规范性缘由从“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和其类本质的疏离”转向个体自我实现的受阻即“能力剥夺”,这种能力剥夺具体表现为以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导致了个体能力实现对象的丧失、能力实现的他主性、工具性、否定性以及能力发展的片面化和两极化。

“权利能力平等、不得放弃、不得剥夺”三错论批判——兼论《民法典》第14条的司法解释方向

《民法典》第14条采用的“自然人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的命题需要“权利能力不得放弃”和“国家不得剥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两个命题来支撑。在立法史上,主命题首次出现在1811年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但它只有消除基于自由身份的不平等的意图,并无消除基于国民身份、宗教身份的不平等的意图。然而,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无视这些因素,作出了“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的抽象规定,并配备了“权利能力不得放弃”的支持性规定。到了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更配备以“国家原则上不得剥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支持性规定。三个命题从《大清民律草案》以来就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存在于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学说中,现在已被原产这些命题的国家的修正性立法和学说证明为错误。因此,在《民法典》颁布之后,应纠正此等错误,通过司法解释为第14条加上“但以未受立法、司法剥夺并未被民事主体放弃为限”的但书。另外,应抛弃权利能力不得放弃、不得剥夺的错误学说。

能力建设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基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从生活贫困到能力贫困的判断,扶贫工作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能力指向,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已经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方向。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贫困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并从能力视角,对典型区域农村贫困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能力缺乏是我国农村贫困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聚焦于能力建设。在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贫困家庭和人口的社会认知、风险防范、资源整合、技术应用、信息利用、社会参与和要素流动等能力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汲取历史经验、变革生存方式、扩大对外交流、引入外部要素、优化政府介入。

能力贫困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析

相对于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是一个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概念。该文从能力贫困的视角进行分析,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质不仅在于农民收入太低,而且还在于农民缺乏创造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消除能力贫困,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精准扶贫的理论阐释——基于阿玛蒂亚·森“能力平等观”的视角

贫困往往与收入低画等号，经济不平等也习惯被视为收入不平等。然而，若从能力平等观的视野来考察，低收入只是造成贫困的一个重要诱因，贫困的实质不在于此，能力剥夺所导致的能力不平等才是贫困的根源所在。正是基于此，精准扶贫要摆脱固有思维，以能力平等为导向，着眼于人际相异这一现实，致力于贫困者权利的获得和可行能力的提升，通过增权赋能，使贫困者真正走出贫困。

贫困理论视角下水库移民反贫困路径的转变

传统贫困是一种收入贫困,以此理论为基础的反贫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水库移民贫困问题。而全面贫困是包含收入贫困、能力剥夺和社会排斥在内的全方位贫困。运用全面贫困理论可以对水库移民贫困的根源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和剖析。在水库移民反贫困实践中,应以全面贫困理论为指导,通过改进水库移民贫困的衡量标准和反贫困业绩考核指标、完善水库移民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安置区移民基础教育和就业培训投资、消除水库移民信用市场排斥现象、增强安置区移民公众参与力度和构建畅通的水库移民抱怨申诉渠道,以从根本上缓解和消除水库移民贫困现象。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对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长期存在反贫困责任主体错位的问题。随着"精准扶贫"向"精准脱贫"发生战略转型,贫困人口开始回归主体地位。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自由对于发展既具有建构性作用,又具有工具性作用,贫困的根源就是人的可行能力被剥夺,这与中共中央"精准脱贫"的减贫方略不谋而合。以此为指导,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就要改变以往以"扶"为主要手段的旧思路,转而通过扩展农民的工具性自由,来提升其自身的可行能力,最终依靠自身脱贫致富,扩展其实质自由。

社会排斥与我国的城市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分析

贫困问题的缓解以致消除是当今社会一定时期内不易解决的难题。城市贫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排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排斥与贫困和能力剥夺中的一些概念有关。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较低的贫困发生率是以农村的整体贫困为代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城市贫困则与社会排斥密切相关。

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解读

如果现实中存在的个人能力上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财富分配所造成的,那么,如何弥补这种由于外在的因素造成的恶性循环现象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本文就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尤其是在弥合社会阶层差距方面的作用上,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探讨。

建立在信息人假设基础上的信息人力投入产出核算

作者在设定信息人四种假设的基础上分析了信息人力投入与产出的核算方法,并提出了在信息人力投入产出核算中应注意避免隐蔽性失业与能力剥夺问题。

基于A-F法对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水平及代际影响的研究

儿童群体具有区别于成年群体的特殊性。为从多维视角准确识别中国儿童的贫困问题,并对家庭代际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基于营养、健康、教育、保障和情感五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采用Alkire-Foster方法以及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儿童贫困情况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儿童多维贫困问题主要是由营养和情感维度被剥夺导致的;而从家庭代际影响角度分析,造成儿童贫困的主要因素则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而家长的婚姻幸福和社会地位也会对儿童贫困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因此,针对儿童群体的减贫政策需要综合考虑能力剥夺和代际影响两方面的影响,保障政策的合理性和全面性,从根本上缓解儿童贫困问题。

浅析中国社会政策的价值选择与伦理定位——以公民权利为视角

任何政策制定和执行都由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理念作为支撑,对于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而言,只有在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基础上,突破以往的狭隘视角,以生活质量、公民权利、主动参与等更为宽阔的角度出发来确定社会政策体系中福利、贫困等核心概念,才能为社会政策体系的制度设置奠定坚实而长效的价值基础。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生成逻辑与治理研究

以家庭离散作为研究留守问题的切入点,以"赋能"作为解决农村留守问题的路径是一条新的思路。本文创新运用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思想,从两个层面构建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分析框架,以此探讨家庭离散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在自由的建构性层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的城乡发展政策突出功利主义导向,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单元得到伸展,作为一个安居乐业、情感陪伴、家庭教育的载体,则受到排斥甚至伤害;在自由的工具性层面,农村离散家庭面临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的可行能力贫乏,农民举家进城及留村安居的自由选择能力不足。治理留守家庭离散问题应该从可行能力建设的角度来考虑扶助政策。

个别预防论的源流

个别预防论得分为矫正论、剥夺犯罪能力论与综合论三支。不同派系的个别预防论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主要代表人物及基本立论 ,而且 ,均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之处。矫正论与剥夺犯罪能力论虽然分别认识到了刑罚的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功能 ,但因仅仅将两者之一作为刑罚的目的而失之片面 ;综合论虽因兼顾刑罚的个别威吓、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矫正论与剥夺犯罪能力论的片面性 ,但又因否定报应论而与社会正义观念相冲突、因贬低一般预防而有悖功利观念、因难于实施而不具有作为刑事实践的指南的意义。

腐败犯罪刑罚对策的另类思考——以危险性控制理论为线索

刑罚无疑是抗制腐败的最重要对策之一,但是面对腐败犯罪的高发,报应、预防、矫正等刑罚目的理论均表现出了不同的缺陷。选择性剥夺犯罪能力并不考虑犯罪人的理性能力,也不关心人本质上是否是理性的,它所关心的就只有一点,剥夺犯罪人的一切犯罪可能与机会,使其没有能力再犯罪,促使犯罪率下降以保护社会。最后本文以此理论为线索,提出了控制腐败犯罪危险的各种方法与途径。

超越忧伤

世上永不凋谢的花一定是假花,完全红透的苹果一定是蜡做的。 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欢乐与幸福中,能够品尝忧伤的人心灵才是真正健康的。而拒绝忧伤就如同拒绝长大一样最后会得到更多的痛苦之果,更难走进真正欢乐的人生境界 欢乐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一个人要有一种永恒的欢乐心态,必须在经历无数痛苦、品尝无数忧伤之后,才会明白欢乐并不是一时的高兴,而是一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淡泊明净的人生态度。

该当与危险:新型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

立基于再犯危险性预测的剥夺犯罪能力是由犯罪学派首先提出的刑罚理论,并广泛应用于保安处分之中,但是新近作为刑罚目的在量刑中的适用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无论是类型化剥夺犯罪能力还是选择性剥夺犯罪能力,在一种有序列的、并合主义的量刑理论中,都可以找到立足之地,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到最需要控制的危险犯罪类型和犯罪人之上,不但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填补具体内容提供路径与方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刑法赢得道德信誉。

法学层面上的刑罚执行依据

刑罚执行的依据可以从哲学层面、法学层面、事实层面分别认识。从法学层面认识刑罚执行的依据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执法价值。从法学层面看，刑罚执行的依据主要是惩戒犯罪者、改造犯罪人、剥夺犯罪人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适应社会等。

公共政策中社会排斥的产生根源及其防范对策

目前,在公共领域中存在着许多社会排斥现象,其中因公共政策而产生的社会排斥占据一定的比例。公共政策在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主体目标问题选择出现矛盾、主体权利安排不当,以及责任缺失的主观因素和政策资源、环境的客观因素影响,导致分配社会资源出现不均衡、不公平现象。因此,基于“能力剥夺”理论,对社会排斥现象的产生根源进行分析,并分别从公共政策、制度体系、经济、教育引导等不同角度提出相关对策。

中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研究:社会排斥的视角

本文从社会排斥的理论视角审视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作者运用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剥夺理论(capability deprivation approach),来研究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文首先对社会排斥理论进行阐述,继而分析中国的教育政策及其实践,目的是为了找出中国教育不平等性的原因。文章结尾部分探讨了教育和社会排斥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平衡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既有的社会排斥对教育产生负面作用,而促进教育公平则是对抗社会排斥的一种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