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纳斯鲍姆能力进路的尊严观

人性尊严通常以人的理性或动物性为内在根据。从动物性出发,纳斯鲍姆发展出一种能力进路的尊严观,即在理论层面,人的自然性、目的性、社会性构成促进尊严的内在根据;在实践层面,十项核心能力清单成为人们实现尊严生活的现实路径。然而,该理论的直觉主义、完善论倾向尚存在尊严和能力概念的内在冲突、政治自由主义与完善论的矛盾的问题,需进一步完善。能力进路的尊严观以保护人的自由领域为核心,关注现实的选择和机会,这对于个体发展、社会公正的完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能力进路正义理论视域下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和实践路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正义的实践形态。以纳斯鲍姆的能力进路正义理论为参照,对共同富裕的正义意蕴进行分析和探讨,有助于从能力进路视角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正义内涵。能力进路正义理论强调对公民核心能力自由发挥的保护,并且指出实现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是社会正义的最低限度,这些内容为理解共同富裕的正义内涵和正义限度提供了启发性指导,“能力平等”“有尊严的美好生活”“共享发展”等彰显了共同富裕的正义内涵和价值意蕴。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途径,在共同富裕的推进中彰显社会主义正义的优越性;以可行能力为基础,在推进生产正义中实现共同富裕;关注“能力差异”,在推进分配正义中实现共同富裕。

纳斯鲍姆能力进路视域下的家庭正义理论研究——兼与罗尔斯的比较

在主流正义论中,家庭处于边缘地位。罗尔斯把分配社会合作收益和代价的社会基本结构作为其正义论的核心宗旨,虽然政治正义原则适用于家庭的基本机构,但并不直接应用于它的内部生活。纳斯鲍姆对此进行了质疑并对产生这一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一,因罗尔斯沿用了传统西方政治思想史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其二,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契约主体被设定为理性的成年人。相比于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纳斯鲍姆的能力进路更适合家庭正义问题,通过核心能力清单,家庭正义可把握为家庭所有成员平等尊严的正当实现。

评正义理论的能力进路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分配正义理论中,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从经验视角提出并论证了能力进路。森提出需要超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制度安排,研究人的功能和可行能力的现实条件对于正义分配的意义。他聚焦于人们实现合理目的的机会和实质性自由,选择不同类型的生活的能力,而非最终选择结果,由此反映人们在各自拥有的优势上的明显差别,认识一个人的真正弱势,从而进行相应的政治和道德评价。努斯鲍姆的能力正义理论从多元论的角度论证了可普遍衡量的能力标准,列举并详细论述了人的核心能力清单,强调这种能力进路立足于人是目的、人的尊严和实质自由的理论基础,并将此理论扩展到全球正义和非人类的动物领域,开拓了正义理论的新论域。

纳斯鲍姆能力进路对正义主体的反思与人的尊严

纳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没有解决残障者正义问题的根源。她的能力进路理论将能力与尊严联系起来,采取亚里士多德式而非康德式的个人观,以发展人的核心能力为目标,以关怀与爱为解决残障者问题的手段,修正了正义理论使得残障者被包括在正义主体之内,但其理论也存在问题有待进一步推敲。

论纳斯鲍姆及其能力进路对正义主体的拓展

纳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考虑到残障者、国际领域以及非人类动物的正义问题,这主要是受限于他的正义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传统对正义主体的理解和设定。因此,她提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个人观,试图重新界定和拓展正义主体,并将尊严与能力联系起来;以此成为能力进路的基点,从而试图解决以上三个领域的正义问题。然而,纳斯鲍姆对于正义主体的界定与拓展存在诸多模糊和自相矛盾之处,她的能力进路亦并非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和契约论传统的成功超越。

依赖性、社会契约论与能力进路——以残障的正义问题为讨论域

依赖性是一种人类生存状况,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逃避,因此,应该考虑把依赖性作为正义的起点。社会契约理论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契约主体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和所有公民以互惠互利为目标,是阻碍其解决残障问题的主要原因。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契约论,由于对"大致平等""互惠互利"和"基本益品"理念的社会契约式信奉,也无助于解决这一正义理论的当代难题。针对这一问题,纳斯鲍姆提出了能力进路,并基于核心人类能力、人类尊严和关怀,为解决残疾人问题提供了一种富有洞见的正义路径。

生命伦理学道德地位的理论进路

道德地位是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重要范畴,是人类道德觉醒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诉求。它遭遇了“概念无用论”和“分层不合理”两种观点的挑战,为此必须澄清诸种理论进路。经典的道德地位进路主张人类属性具有规范意义或道德相关性,人的道德地位植根于其内在价值,但遭受自然主义谬误和非必然性的诘难。能力进路修正和拓展了人类属性观点,融入动物属性特质,细分为理性能力和感知能力两种情形;但以感知能力否定给予胎儿道德关怀,以理性能力拒绝赋予脑损伤者等以道德地位,忽略了物种多样性和链接纽带。关系进路则主张将道德地位纳入与他者“相互证明自身行为正当性”的关系中,并将其作为道德地位的唯一因素,难以解释生命权利的发生。利益进路将利益作为唯一条件,将利益差异作为道德地位的区别,但存在利益的计算、权力和利益转换难题。或许,生命共同体的道德地位进路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迈向一种能力进路的人权观——评纳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

玛莎·C·纳斯鲍姆和阿玛蒂亚·森共同提出的能力理论自其创立就体现出与人权的紧密联系,但这种联系究竟所指为何,两位创始人都没有从理论上提供一个系统的阐述。纳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的出版为我们把握这种联系提供了可能。事实上,此书从概念、内容到实施路径上为能力人权观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图景。就此而言,纳斯鲍姆所发展的能力理论就是人权理论的一种,或者更确切地说,其理论就是一种能力进路的人权观。

正义研究能力进路主张能力平等吗?——澄清关于能力进路的一个误解

一些研究者认为,正义研究能力进路的一个核心主张是能力平等,这是对能力进路的一个误解。从文本上看,阿玛蒂亚·森赞成正义研究的比较进路,因而回避了正义原则的问题,更谈不上提出能力平等的主张;努斯鲍姆虽然没有回避正义原则的问题,但她与其说是主张能力平等,不如说是主张能力充足。此外,从义理上说,能力平等的原则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如果坚持以能力平等作为正义原则的话,只会弱化能力进路的吸引力。

允许的限度:“能力进路”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辩护

关于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讨论涉及到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超人类主义者从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以动态的人性观为逻辑起点,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人性可以改变,人类应该朝什么方向改变?在视角转换上,由纳斯鲍姆建构的“能力进路”作为区别于理性主义思维模式的理论范式,它从三个维度重新定义人性,为回应人类增强技术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适用的概念工具。在实践的维度,遵循能力进路设置的能力清单涉及对最低门槛的核心价值的解释,它既在规范框架的层面规定了共同体准入的标准,又在价值框架的层面表达了对人类价值共识的期待。由此,“能力进路”为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

能力进路的人权观评析

在人权的实现上,纳斯鲍姆在众多能力中挑选出十种核心能力。其认为,由这十种能力构成的清单不仅是一个以追求人类尊严的国家应当积极践履的底线,也是一种全球化的命运共同体合作交往的基础。因此,它的实施,不仅依赖于国家,也依赖于全球背景下的其他众多主体。前者依靠国家所建立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在立法、行政、司法中得到落实;后者依靠各类国际组织(政府间、非政府间)和个人推动核心能力的实施,这类组织往往通过各类“软法(宣言、纲领、行动计划等)”保障人权,而且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正变得日益重要。

参与社会权之能力进路适用:以广州市“第三龄”群体为研究对象

本文将谈论一个文明的社会或政府是否能客观地、体系性地评价国家的发展,以衡量其本身是否为国家中个人的发展提供最低限度的正义保障。试通过援引不同于效用主义下的福利平等理论、资源平等理论的能力理论作为权利理论的补充,以广州市“第三龄”群体为研究对象,在其生命健康权与社会保障权受到基本保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地域公共政策制作专属能力清单,考量其参与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权利实现的最低限度保障。

尊严与权利关联的两种进路分析

尊严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含糊的概念。学界对尊严的含义理解仍存在争议。人的尊严经常与权利同时出现,从尊严与权利的关联中定义是界定尊严概念的一个方向。围绕着尊严与权利的关系,对人的尊严概念主要有两种理解。这两种理解及其主要论证均存在问题:通过契约论论证作为权利的尊严,无法为平等的公民权利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通过能力进路论证作为权利基础的尊严,无法解决人的尊严与能力之间的必然关联问题。

未成年人能力发展理论中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我国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讨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现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无法容纳未成年人不断发展的能力所致。本文以未成年人个体能力差异为前提,以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为基础,在借鉴域外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立法经验的同时,运用纳斯鲍姆的能力方法(CA),提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完善的初步建议。希望我国能尽快构建起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使每一个罪错未成年人都能及时得到符合其能力发展特点的教育和挽救。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三种动物正义理论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契约论正义理论否认正义适用于非人动物,许多研究者对该主张提出了批评,并尝试发展出适用于动物的正义理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动物正义理论有三种,即纳斯鲍姆提出的能力进路的正义论、唐纳森和金里卡提出的关系进路的正义论和加纳提出的利益进路的正义论。然而,这些进路也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它们给我们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而是进一步思考的契机。

从诗性正义到社会正义:纳斯鲍姆正义观的建构

正义问题贯穿纳斯鲍姆学术研究的始终,以文学想象和情感认知为特征的诗性正义和以“能力进路”为核心的社会正义是其正义观的两个层面。纳斯鲍姆以其深厚的古典学素养对古希腊哲学和悲剧的阐释揭示了人类生活的脆弱本质,蕴含着建立正义社会以缓解运气对人类生活影响的诉求。建立在情感认知观基础上的诗性正义则强调了文学在培养公共情感和移情他人苦难的核心作用,为建立正义社会提供了内驱力。在批判功利主义和罗尔斯正义论的基础上,纳斯鲍姆提出了以保障人的核心能力维护人的尊严为核心的“能力进路”,保证个人在正义社会中的平等权益,为正义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可行路径。纳斯鲍姆的诗性正义论和“能力进路”殊途同归,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旨在共同建构以全人类的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正义社会。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儿童正义问题

儿童由于其特殊道德地位——儿童—成人的差异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儿童正义既是社会正义的具体类型,又不同其他具体的社会正义类型。在儿童—成人的差异性的具体表象中,能力匮乏是其得以居于儿童正义问题核心的决定因素。在道德哲学谱系中,能力进路致力于解决此种匮乏而成为正义理论的重要流派,但一般性的能力进路难以解决儿童的能力匮乏问题,必须在扬弃能力进路的正义观的基础上,揭示儿童正义的实质——特殊的能力养成。为此,特殊的能力清单应让步于能力的特殊性,以客观位置性为角度,从儿童主体的维度、社会正义的维度、能力养成的维度来揭示和解释儿童正义所需的特殊能力的选择标准。

浅析《正义的前沿》纳斯鲍姆关于残障人士问题的理论

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残障人士无法参与构建正义原则的过程。纳斯鲍姆对这一观点在自己《正义的前沿》一书中进行了批判。她用能力进路的方法解决罗尔斯正义理论中遗留的该问题,结合残障人士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使得正义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与包容性。本文通过阅读《正义的前沿》一书对纳斯鲍姆的正义观念更为了解,尤其是对于纳斯鲍姆在残障人士的正义观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能力、权益与权利:补充和批判关系

能力与人权密切相关。作为重要的人之权益,能力内在于基本社会正义理念,也可被视为一种人权进路。本文在早期作品的基础上(如发表于1997年的《能力与人权》、出版于2000年的《妇女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发表于2003年的《作为基本权益的人权:阿玛蒂亚·森及其社会正义理论》以及出版于2005年的《正义的前沿:残疾、国界和物种成员资格》),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能力是对人权的补强,而不与之相斥。通过强调各项权利的经济和社会侧面,以及政府行为对各项权利保护和保障的必要性,能力能够厘清人权的基本概念,补充权利话语。此外,能力还将权益根植于普通人的生活,同时不将权益束缚于特定文化语境。另一方面,人权也能够补充能力话语。人权表明能力不是一种选择性权益,而是一种迫切的要求,这种要求既不得被置若罔闻,也不得在追求诸如扩大财富总量等其他目标时加以牺牲。人权已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肯认,权利理念能够调动政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