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东盟能源安全共同体的挑战和维度选择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构建“能源安全共同体”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共同追求。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能源合作取得一些重要进展,但也存在政策协调不到位、法律法规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和文化交流不深入等问题。中国和东盟能源安全共同体要从政策、法律、体制、文化建设4个维度进行构建。在碳中和发展战略背景下,面对百年变局、乌克兰危机和能源变革带来的诸多不确定,中国和东盟国家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经济绿色复苏的有利机遇,以能源安全共同体政策为行动先导、以能源安全共同体法律为行动规范、以能源安全共同体体制为行动保障、以能源安全共同体文化为行动纽带,打造安全高效、平等包容、清洁低碳的中国-东盟能源安全共同体。

主体间性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能源安全共同体研究

文章从主体间性视角综合了能源供应国、通道国、消费国的能源需求安全、运输安全、供应安全进行了研究,阐述了以下四个观点:能源安全具有主体间属性;能源安全关系是主体间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能源安全驱动机制是一个主体间性过程;主体间性视角为建构"一带一路"能源安全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思维。在主体间性视角下"一带一路"能源安全共同体成长机制由三个递进的层级构成:主体间的功能性相互依赖和主体间造成的能源安全威胁是"一带一路"能源安全共同体建构的两个重要促发条件;结构因素和进程因素有利于能源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基于相互信任和集体身份而形成的对和平变革的可靠预期是能源安全共同体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论能源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与能源安全共同体构建

能源资源是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馈赠,本质上是各国和人民都有权享受的公共资源,对这种权利的安全保障是能源安全的应有之义。能源安全本质上是一项公共产品,突出能源安全的公共属性有助于能源安全的不断完善,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提高。从国家能源安全、区域能源安全到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能源安全的公共属性不断加强。国际能源安全公共属性特征的变化为“能源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客观条件,国际社会各行为体有必要在主观认识上朝构建“能源安全共同体”的方向努力。“能源安全共同体”建构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对共同体的认识,把能源安全作为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又一重要抓手,改革、完善和创新有关国际组织和机制,通过“政府间主义”—“跨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的路径演变逻辑,通过功能主义的纵向整合,构建层次递进的国际能源安全共同体。

以“一带一路”促进亚洲共同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能源贸易合作的加强,将有助于化解能源出口国之间以及进口国之间的矛盾,实现亚洲共同的能源安全。中国应针对不同区域内能源竞争和合作的特点,分别与东北亚、南亚、中亚、东南亚各国开展地区能源市场建设,推动形成亚洲共同能源安全发展新局面。

沙伊复交对国际能源安全的影响分析及中国对策

以沙伊复交为契机,中东掀起了一股外交和解潮,由此导致国际能源秩序、全球能源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东因其丰富的油气储量和独有的地理位置成为国际能源安全的基石,而中东能源大国沙特和伊朗则是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战略要冲,两国的政治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球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沙特和伊朗对国际能源安全的影响,体现在其能源供应和地缘政治大国地位上。沙伊复交既稳定了俄乌战争诱发的能源价格不合理波动,又使世界各国能源可获得性、国际能源格局和能源流向发生了更为有益的转变,带来了全球能源安全新变局。中国必须准确识变、积极应变。一是以中国-中东-俄罗斯三边能源合作为杠杆,推进国际能源贸易结算人民币化进程;二是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抓手,促进能源经济要素合理配置,推动构建基于能源共同安全的国际能源新秩序;三是以必要军事力量为能源安全保驾护航,既确保中东能源投资贸易的安全性,又能有效影响中东能源向西的进程。

碳中和背景下的中国能源安全观探究

迄今中国能源安全观的国家主义性质明显。当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时,国家主义的能源安全观具有其合理性。传统中国能源安全观受到时代的制约,能源安全观的调整需要深刻认识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需要认清并遵循气候治理的正确路径。在努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中国能源安全观需要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指导,实现由国家层次的单一维度向国家层次、超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多重维度的转变。人的安全、环境安全与气候安全在能源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性需要加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共同体的建设。以更加开放的方式推进能源事业,能使中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