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和供心选择临床分析

目的总结7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和供心选择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73对脑死亡器官捐献心脏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评估供体,选择供心,分析心脏移植受者生存情况和边缘供心使用情况。结果发现潜在供体,在判定脑死亡状态后,明确供体家属同意器官捐献后,评估供体,选择供心,使供受体最大限度匹配。73例心脏移植受者手术成功率为94.5%(69/73),围手术期死亡4例,术后随访1年死亡4例。边缘供心使用情况:供体年龄≥45岁17例,供受体体质量不匹配2例,供体中毒1例,供心冷缺血时间≥4 h 43例,大部分心脏移植受者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和(或)体外膜肺氧合辅助,最终顺利出院。结论供受体最大限度匹配可使心脏移植患者获益最大;同时,适当放宽供心选择标准,增加供心数量,将为众多等待心脏移植患者带来希望。

伴急性肾损伤的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供肾移植治疗的体会

目的总结伴急性肾损伤(AKI)的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者供肾移植的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成功完成DBD供肾移植的59例供者纳入本研究,根据入重症监护室(ICU)时的血清肌酐(Scr)水平,将DBD供者分为AKI组(14例)与正常组(45例),相应的101例受者根据供者情况分为AKI组(23例)与正常组(78例)。总结59例供者器官捐献情况,比较两组供者获取前的主要指标。比较两组受者术后肾功能、住院情况及临床结局。结果 59例供者中,14例发生AKI(24%),其中2例在其维护期间行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与正常组供者相比,AKI组供者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Ⅱ评分明显升高(P<0.05),中枢性尿崩症的发生率更高(P<0.01),入ICU时和获取前的Scr水平更高(均为P<0.01),获取前24 h尿量更少(P<0.01)。与正常组受者相比,AKI组受者术后2、3 d的Scr水平更高(均为P<0.05),住院时间和住院花费亦明显升高(P<0.01,P<0.05)。两组受者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急性排斥反应、感染、恢复透析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术后3个月,两组受者均好转出院,移植肾存活率为100%。结论伴AKI的DBD供者供肾移植,经过积极的器官维护可纠正AKI,达到与非AKI供肾同样的效果,可以作为扩大供肾来源的途径。

站在亚洲看世界:亚洲视角下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国家通过减少疾病负担和扩充符合伦理原则的有效器官来源以实现器官移植的自给自足。在全球范围内,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仍是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近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积极推动死亡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这些举措正逐步改变亚洲地区以活体捐献为移植器官主要来源的格局。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放缓了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近十年的增长趋势。在疾病负担和移植需求未有显著降低的前提下,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总方针和相关政策的指引下稳步开展。这一定程度证明了在人民群众医疗诉求和移植需求的持续驱动下,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有韧性的、有抗压能力的、并具运作惯性且行业赖以生存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站在中国看亚洲,站在亚洲看世界。本文通过整理全球及亚洲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数据,重点剖析在全球器官移植发展新潮流下亚洲器官捐献和移植整体格局的变化,并结合我国自身发展特征及实践经验,探索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为亚洲及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专业参考。

超声造影定量参数在评估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肝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CEUS)定量参数在评估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肝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5例DBD供肝和10例健康成人肝脏的临床资料。收集DBD供肝组和对照组的CEUS检查情况,参数包括曲线下面积(AUC)、峰值强度(Imax)、达峰时间(TTP)、平均渡越时间(mTT)等。结果DBD供肝组的25例中,23例为正常增强模式,另2例为异常增强模式。与对照组比较,DBD供肝组的AUC、Imax、mTT值均明显降低(均为P<0.05)。结论CEUS定量参数是评估DBD供肝微灌注的有效指标。

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泌尿系感染危险因素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受者泌尿道感染制定相应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1年12月于北部战区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行同种异体的100例肾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后3个月内是否发生泌尿系感染分为感染组(26例)和非感染组(74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寻找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肾移植术后3个月内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为26%(26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术后尿瘘、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是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泌尿系感染的影响因素(P<0.05);运用前进法逐步回归分析得出,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OR=1.086,95%CI:1.003~1.177,P=0.042)及术后尿管留置时间(OR=4.687,95%CI:2.064~10.645,P<0.010)。是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出现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术后尿管留置及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长会增加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风险。

中毒供者脑死亡器官捐献移植一例

目前，全世界供器官来源紧缺，中国尤为严重。同时，器官捐献也有许多禁忌证，例如：恶性肿瘤（除原发性脑肿瘤）、血友病、白血病、艾滋病以及其他难以控制的传染病等是人体器官捐献的禁忌证；有严重的全身疾病、全身感染患者不能成为器官供者；心脑血管病患者也不宜捐献；年龄大于65岁以上者不适宜捐献。但随着移植手术技术、

脑死亡患者无偿器官捐献供体角膜损伤不同护理方法的比较

目的探讨脑死亡供体角膜损伤不同护理方法的效果。方法将2010年9月~2015年3月52例脑死亡无偿器官捐献供体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对照组按照传统的护理方法进行角膜的护理;实验组应用改良护理方法,对供体加强眼部的定时清洁,加强湿润,定时用药护理,积极预防医源的角膜损伤。比较2种不同方案下角膜损伤情况。结果与采取传统的护理方法进行角膜护理的对照组相比,改良法护理能降低供体结膜的损害（P〈0.05）,提高了供体角膜捐献成功率（P〈0.05）。结论改良法护理能有效提高脑死亡角膜捐献成功率及其利用率、缓解目前角膜器官捐献短缺现状,使眼角膜病盲患者重见光明具有重要意义。

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的保护研究

肾移植是治疗各种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手段。临床证实,应用脑死亡捐献(DBD)供肾移植的疗效比活体供肾差。重视对在体和离体DBD供肾的保护,减轻其热缺血、冷灌注、冷储存和再灌注损伤,改善DBD供肾活力,是研究的热点。本文主要综述DBD供肾的保护研究。

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对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供肝的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在公民逝世器官捐献供肝保护中的应用,总结ECMO技术保护供肝的初步体会及经验。方法收集江西省人民医院2015年1月-2018年12月运用ECMO技术完成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肝移植供者/受者及常规DBCD肝移植供者/受者的临床资料,对供肝的保护及移植效果进行对比分析。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共纳入一般情况及肝功能接近的供者32例,根据采用的方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DBCD肝移植)和研究组(运用ECMO技术完成DBCD肝移植),每组各16例;32例肝移植受者分为对应的对照组(n=16)和研究组(n=16)。器官获取前供者对照组与供者研究组比较,心率、收缩压、舒张压、血氧分压、乳酸水平、中心静脉压、TBil、ALT、AST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4.121、-17.817、-19.187、-8.927、4.559、-3.495、3.357、4.111、3.553,P值均<0.05)。与受者对照组术后第7天肝功能相比,受者研究组肝移植术后肝功能恢复速度更快,两组TBil、DBil、ALT、AST、ALP、GG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9.309、4.783、5.067、2.203、4.774、5.257,P值均<0.05);受者研究组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缩短[(12.65±2.86)d vs(20.87±4.98)d,t=5.756,P<0.001]。结论运用ECMO技术获取并实施肝移植临床效果较好,科学合理运用ECMO技术可以有效改善供肝质量,对我国公民逝世器官捐献工作有着积极的作用。

基于器官捐献视角论我国脑死亡标准的立法

近年来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快速发展,然而我国尚未对脑死亡标准进行立法确认。本文介绍了国内外脑死亡标准立法现状和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行的死亡判定标准,从器官捐献视角探讨了我国进行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必要性,并基于实际国情对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建议,旨在为开展脑死亡标准立法工作提供参考。

体重指数预测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脂肪肝的价值

目的评价体重指数(BMI)预测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plus cardiac death,DBCD)供肝脂肪肝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在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移植中心实施的22例DBCD供体的临床资料。根据供体BMI将22例供体和17例受体分为体重正常组(18.0～22.9kg/m2)和体重过重组(≥23.0kg/m2)。比较两组供体的术前临床指标及供肝脂肪肝程度,比较两组受体术后7d肝酶学指标、凝血功能及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Pearson法分析供体BMI和供肝脂肪肝程度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BMI预测供肝脂肪肝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并计算最佳截点值及相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 DBCD供体BMI为(22.5±1.3)kg/m2,其中体重正常组13例,体重过重组9例,所有捐献者BMI均未超过28.0kg/m2。体重过重组的平均年龄及供肝脂肪肝程度高于体重正常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两组受体术后7d的临床指标比较,体重过重组的丙氨酸转氨酶峰值高于体重正常组(P<0.05)。两组受体术后未发生移植物失功或功能不全和急性排斥反应。供体BMI与供肝脂肪肝呈中等程度相关(r=0.572,P=0.005)。ROC曲线分析显示BMI预测肝细胞脂肪变性率≥30%的曲线下面积为0.87(95%可信区间为0.68～1.00,P=0.005),最佳截点值为BMI≥23.0kg/m2,此时的灵敏度为0.875,特异度为0.643,具有中等程度的预测价值。结论 DBCD供体BMI可以较好地预测供肝脂肪肝,但特异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超声在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供肝体外膜肺氧合模式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目的评价超声在体外膜肺氧合(ECMO)保护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供肝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06年4月至2014年11月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收治的符合供肝要求的40例脑死亡或不可逆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在ECMO运转前、运转后5 min、停转即刻,记录超声监测的供肝肝动脉流量(QHA)、门静脉流量(QPV)及ECMO导致的肝动脉ECMO流量(VE)。在相应时刻监测供体血液总胆红素(TB)、丙氨酸转氨酶(ALT)、乳酸的变化;随访肝移植受者术后3个月内移植肝恢复情况。结果 ECMO转机时间平均为(1.0±0.2)h。使用ECMO运转前后QHA、QPV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在使用ECMO运转前后肝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术后3个月内不同时间点对移植肝进行超声评估,及对肝功能TB、ALT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40例受者移植肝功能均恢复良好。结论通过超声监测QHA,选择最优ECMO流量灌注,能保护DBCD供肝,避免灌注损伤及灌注不足。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及保护与肝肾移植的研究进展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近年来发展迅速,数量不断增加,DCD供体评估方法不断完善,相应器官保护措施更加科学化,其肝肾移植效果也逐渐与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接近,本文就DCD供体评估及器官保护与其肝肾移植效果作一综述。

脑死亡器官获取单中心经验探讨

目的探讨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脏、肾脏获取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2018年3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12例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脏、肾脏获取的临床资料,分析总结其临床经验。结果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制定的脑死亡判定标准,12例供体均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器官捐献肝脏获取,采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自制灌注管路髂总动脉插管、门静脉和腹主动脉灌注、胸主动脉阻断的方法。手术时间为40～60 min,共成功获取12个供肝、24个供肾,所获取肝、肾均成功应用于临床肝、肾移植,受者均未发生移植肝或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结论在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中成功进行肝脏、肾脏获取的关键在于及时进行脑死亡判定、严格谨慎的器官维护措施和获取技术的改良。

ABO血型不相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围手术期护理

1 临床资料患者,男,41岁,于2004年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初次移植肾术后14年规律口服“环孢素+骁悉+强的松”,肌酐维持70umol/L。术后第6年复查血肌酐持续升高至785umol/l,尿蛋白(+++),给予护肾、降压、利尿等对症治疗,效果不佳,给予血液透析治疗,初次移植肾失功后规律血透6年,于2018年5月入住我院,入院后完成相关常规检查及免疫学相关检查,配型情况:供者:血型B,Rh(+);受者:血型O,Rh(+)。群体反应性抗体(PRA):Ⅰ类16.6%;Ⅱ类79.4%,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受者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系高致敏跨血型移植病人,在等待二次肾移植的6年中,多次配型均失败。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中的应用进展

供肝短缺已经成为制约肝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是扩大供体池的一个重要来源。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可提高DCD供肝的质量,增加器官捐献供体池,改善肝移植受体的预后。本文综述了ECMO对DCD供体器官支持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ECMO用于DCD供体肝移植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提示ECMO在我国DCD供体肝移植中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

器官捐献与供体维护

全球性的供体的短缺已成为影响器官移植的瓶颈,该文对器官捐献的分类和国内外现状、特别是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和脑死亡器官捐献(DBD)的国内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解决对策,对DBD供体的病理生理变化、维护中存在的问题及维护方法做了一个简要的综述,希望能为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开展和器官移植事业的顺利发展带来一点帮助。

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经验。方法收集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6例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经验。结果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制定的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6例儿童供体均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器官捐献肝肾联合获取,采用7号吸痰管髂外动脉插管或24 F导尿管髂总动脉插管、门静脉和腹主动脉灌注、胸主动脉阻断的肝肾联合灌注的改良方法。手术时间55~60 min,共成功获取6个供肝、12个供肾,所获取肝肾均成功应用于临床肝、肾移植,受者均未发生移植肝或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结论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中成功进行肝肾联合获取的关键在于及时进行脑死亡判定、严格谨慎的器官维护措施和肝肾联合获取技术的改良。

剪切波弹性成像在脑死亡供肝质量评估的应用价值研究

目的探讨剪切波弹性成像在脑死亡供肝质量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脑死亡供肝39例术前分别行超声检查、SWE测量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根据受体术后早期肝功能恢复情况,将对应供肝分为早期肝功能恢复延迟组(EAD)和早期肝功能恢复正常组(非EAD),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肝移植术后EAD组SWE弹性值、超声分级、受体MELD评分、受体TBIL均较非EAD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供体肝脏SWE值大于4.56kPa是肝移植术后发生EAD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3);两组间供体AST、ALT、TBIL、INR、门静脉血流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分析可得,供体SWE的最佳阈值为4.56kPa(P<0.001,ROC曲线下面积为0.939)、供体超声分级的最佳阈值为3.5级(P=0.003,ROC曲线下面积为0.806)、受体MELD评分的最佳阈值为11.05(P=0.011,ROC曲线下面积为0.739)、受体TBIL的最佳阈值35.5mg/dL(P=0.020,ROC曲线下面积为0.717)。结论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可以评价脑死亡供肝硬度值,并与肝移植受体术后EAD发生有一定关联,对脑死亡供肝质量的评估有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