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行脑死亡标准的可行性

1.实行脑死亡标准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人的生命观和死亡观念也是如此.其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个基本事实.

基于器官捐献视角论我国脑死亡标准的立法

近年来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快速发展,然而我国尚未对脑死亡标准进行立法确认。本文介绍了国内外脑死亡标准立法现状和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行的死亡判定标准,从器官捐献视角探讨了我国进行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必要性,并基于实际国情对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建议,旨在为开展脑死亡标准立法工作提供参考。

公民对脑死亡标准立法态度的现状调查

目的调查公民对脑死亡的认知及脑死亡标准立法的态度。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1500名门诊就诊患者或陪同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Epidata 3.02软件双人双机录入问卷,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调查对象支持脑死亡立法的因素。结果1433名有效调查对象中,84.65%(1213/1433)听说过脑死亡,其中24.32%(295/1213)认为脑死亡是合理的死亡判定标准,支持、反对脑死亡立法的比例分别为49.79%(604/1213)和17.31%(210/1213)。男性[比值比(OR)=1.3,95%可信区间(CI)1.0~1.6]、文化程度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者(OR=1.5,95%CI 1.1~1.9)、亲友从事过器官捐献工作者(OR=3.3,95%CI 1.1~10.3)、参加过器官捐献公益活动者(OR=3.1,95%CI 1.6~6.0)和认为脑死亡是合理的死亡判定标准者(OR=2.0,95%CI 1.5~2.6)更倾向于支持脑死亡立法,是影响脑死亡立法的独立影响因素(均为P<0.05)。结论公民对脑死亡的认知程度及对脑死亡标准立法的支持程度均较低,应加强脑死亡的相关宣传,增强立法民意基础。

关于脑死亡标准的伦理学分析

目的探讨脑死亡标准在现代临床医学中应用的意义。方法根据澳大利压《悉尼宣言》、美国的《哈佛标准》和《统一脑死亡法》及德国法律规定：脑干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和1988年我国提出的“脑死亡”问题，结合我们临床工作实际情况对脑死亡标准进行医学伦理学分析。结果因为我国医学伦理学的问题．以及我国对脑死亡概念的认识不够，我国脑死亡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结论我国需要对脑死亡概念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立法。

论脑死亡标准中的法律问题

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 ,传统的死亡标准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更阻碍了有关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学者提出脑死亡概念 ,国外也有相关立法 ,我国脑死亡立法也已进入实质性程序。本文对脑死亡的概念、意义、标准及国外的规定作了初步的阐述 ,并对我国的立法提出建议。

国际标准化脑死亡供肺获取的护理配合

[目的]总结国际标准化脑死亡供体肺获取手术的护理配合经验。[方法]对3例机械通气维持的志愿捐献者经脑死亡评估和供体器官功能评估后,行国际标准化供肺获取术。[结果]3例供体成功完成心、肺、肝、肾、角膜的获取,所获取供肺被成功植入受体。[结论]脑死亡供体肺获取的成功,为今后我国脑死亡供体按国际标准化多脏器获取积累经验。而充分的术前准备、术中娴熟的手术配合和合理的供肺保存是手术成功的保证。

脑死亡:将重新界定生命终止的标准

死亡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现代汉语词典》对死亡的解释是“失去生命”,但失去生命的标志又是什么呢?几千年来,心跳和呼吸停止这个被人类直接简单观察到的体征一直被认为是死亡的唯一标志。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呼吸机和维持心跳血压的药物的出现,使一些已经出现生命衰竭症状的病人,仍然可以借助外力维持基本的呼吸和心跳。那么,这些病人算不算死亡?

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的法律设计

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是指根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尊重其意愿,对其适用脑死亡标准作为死亡判断标准。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具有自愿性、科学性和复杂性。预立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意思表示制度对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有一定的制度意义。

“心脏死亡”不再是人死亡的惟一标准——首例“脑死亡”在武汉宣布

4月10日最新标准评估,在中国内地首次以脑死亡标准宣布——脑干出血的毛姓患者为正式死亡。有关专家指出,这标志着“心脏死亡”不再成为人死亡的惟一标准,“脑死亡”已成为宣布人死亡的新依据。据介绍,这名毛姓患者因脑出血,于3月23日入住武汉同济医院,虽经神经内科教授多方救治,仍深度昏迷。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医院神经科专家组对病人先后进行了两次脑死亡检测,证实脑干反射全部消失,无自主呼吸,进一步检查确认,患者脑电图平直,经颅多普勒呈脑死亡图形,最终诊断结果为脑死亡。中国以往临床经验判断死亡的标准是心脏停止跳动,自主呼吸消失,血压为零。

确立脑死亡的现实意义及其立法探讨

死亡是人类生命的自然归宿。现代医学与现行法律在死亡问题上的冲突,特别是脑死亡的提出,使死亡的概念、判断死亡的标准以及死亡需不需要立法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仅就确立脑死亡的现实意义和有关立法问题作一探讨。一、确立脑死亡的现实意义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全部机能不可逆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脑死亡同心跳和呼吸停止一样,是人的生命现象的终止,是个体死亡的一种类型。脑死亡概念的最早提出见之于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从远古社会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

脑死亡者的身后事

脑死亡有望于年内同心肺死亡并列为可选择的临床死亡标准。问题是,脑死亡与心肺死亡冲突的时候以谁为准?脑死亡后心肺死亡前的费用谁来埋单?脑死亡标准的推动与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紧缺的现实有无联系?

脑死亡立法的社会意义及面临的困难

长期以来,心肺功能完全丧失一直是判定死亡的标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这一标准已不再适应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脑死亡标准应运而生。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接受了脑死亡标准,并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条例。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脑死亡立法应当谨慎进行。

关于脑死亡的伦理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器官移植的发展，脑死亡的概念提上日程。历经40的洗礼，脑死亡被西欧医学发达的国家普遍接受，并有80多个国家完成了脑死亡的立法。然而，脑死亡在我国大陆一直悬而未决。脑死亡究竟是什么？传统的心肺死亡标准是否已经过时？我国需不需要立法确认脑死亡标准？本文通过列举分析支持脑死亡标准的各种理由，从伦理学的角度一一予以驳斥，达到对脑死亡标准的反思。

试论死亡标准的法律界定

试论死亡标准的法律界定王宏柱在诸多的法律关系中，死亡是一个重要事件。传统的认定死亡的最主要标准是：心跳、脉博和呼吸的停止。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心脏死亡”。确定死亡是否发生和发生的确切时间对于器官移植给活人、婚姻关系的终止、继承的开始和继承权、保险和...

从传统死亡标准的缺陷到安乐死

安乐死一说,大家并不陌生。将安乐死运用到医疗实践却很难,常遭到人们的非议,甚至坚持反对。这块领地基本还是空白。但早在西方,三十年代的英国就对安乐死明文规定,嗣后,在美国、荷兰、德国、日本等地也相继设立各种法案,使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现代法律对之未作认可,在司法实践中安乐死是要以帮助自杀或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安乐死势在必行。鉴于此,我国应该尽早地通过立法和设立相应的机构允许实行安乐死。 传统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的单因模式,当代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社会-论理医学模式”的四因模式。

质疑死亡界定标准

医学的发展证明了死亡不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即便如此,出于实际操作的目的,必须给死亡划定一个硬性的界限。这个界限最初是以心脏停止跳动为死亡标准的,后来便是脑死亡的概念。从表面上看,这种客观性的引入本应使判断死亡成为一件更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

刘海若打乱了脑死亡?

2002年5月10日,英国火车出轨,刘海若重伤昏迷,她被拟诊为“脑干坏死”和“脑死亡”,如同宣布为“隔世人”了。然而,如今她却奇迹般醒来,并在一天天继续康复。按一般说法,脑死亡是不可能再活过来的。在我国正在讨论制定脑死亡标准和法律的时候,刘海若的康复,似乎打乱了“脑死亡”概念。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叫脑死亡? 刘海若有没有过脑死亡? 她真的是死而复生吗?

关于我国脑死亡的立法设计

我国脑死亡立法体系应包括《脑死亡法》、《脑死亡判定标准》与《脑死亡管理条例》三方面的内容。本文对我国脑死亡立法体系进行了简单设计,并就该体系中各项立法基本内容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