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与脑死亡立法”的现状与挑战

目的通过比较世界发达国家器官移植立法和我国法律现状,探讨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方法计算机检索WHO网站;美国NIH、美国移植学会(AST)、器官移植共享网(UNOS)、各国司法网站及相关会议论文和专家共识,纳入与器官移植与脑死亡立法相关的法律文本、文件、部门文件和专家共识,排除与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技术相关的文献,将纳入文献按法律、法规、部门文件和专家共识分类分级,并根据不同主题结合我国情况作描述性对比分析。结果①纳入10个法律文本、1个法规、9个部门文件和4个专家共识。②国外器官移植立法20世纪60年代始于欧洲,英国最早,美国第三。而脑死亡立法于1978年由美国率先颁布。③1991年起,针对全球器官移植面临的全局性关键问题,世界卫生大会(WHA)等非政府组织先后颁布了7个共识文件,以规范业内人士行为。④中国(包括港、澳、台)至今尚未制定法律,均靠相关法规监管器官移植,比美、英立法落后40年和46年。结论中国器官移植和脑死亡立法上存在至少以下6种挑战:①死亡标准选择与器官供体来源。②对旅游名义的跨国界器官移植的监管和防范。③活体供者的风险评估及防范(保险方式)。④尸体器官捐献者的选择权——配偶、父母、子女的权限界定。⑤器官捐献的无偿或补偿原则。⑥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法律单独还是合并立法。以上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来解决。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立法”的策略与思考

目的通过比较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和脑死亡立法前后移植量的变化,探讨立法成效,提出我国器官移植与脑死亡立法的策略与思考。方法检索美国器官移植共享网、世界捐赠与移植监测网、美国科学移植登记网;中国肝移植注册网、中国国家统计局等相关官方网站(截至2008年12月6日),收集各国器官移植及捐献数量相关统计数据,按国别和移植器官种类进行对比描述分析。结果①查找到2003～2005年英国、美国、新西兰、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8种器官移植及器官捐献数量;1988～2007年美国和西班牙尸体捐献数量;2002～2006年澳大利亚各州移植总量;1993～2006年美国器官移植数量;1988～2008年3月美国肝、肾移植数量;1993～2008年3月中国肝移植数量,2000～2004年中国部分省市肾移植数量。②美国器官移植数量占绝对优势。③合并立法代表国西班牙2003～2005年百万人口捐献率位居八国之首。④南澳大利亚州政府采用西班牙捐献模式后4年百万人口肾移植率平均值高出其它各州。⑤美国10年活体肾移植占移植总量比例明显高于肝移植量,提示唯一器官与双器官的捐献对活体供者的风险不容忽视。⑥全球保障器官移植稳步发展的可行做法包括:由国家签订国际多边或双方条约;非政府组织规范;行业自律;专家共识指导;建立病人同盟。结论全球器官移植开展得好的国家,无一不与器官移植和脑死亡法的成功制定和不断完善及措施配套、保险跟进和宣传普及有关。我国应把握与国际医学同步发展的机遇,借鉴国外在脑死亡和器官移植问题上的成功做法,发挥后发优势,进行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立法。

社会学视野下的“脑死亡”标准及立法问题

1.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脑死亡"立法存在着死亡判断标准具有隐蔽性、潜伏的社会成本过高、生命自主权的主张有违国情、对"脑死亡"立法后的社会预期不切实际等问题。2.我国社会公众目前普遍接受"脑死亡"标准的社会基础还不具备。3.死亡标准只能从"心死亡"或"脑死亡"中两者取其一,不宜并存共取,实施"脑死亡"标准只能从个别医疗条件好、民众观念较现代化的大都市率先试点。

对我国脑死亡的立法形式、立法内容及判断程序的建议

首先辨析了死亡的概念、标准与准据,阐述了死亡的本质特征,讨论了法律上死亡节点的选择;其次,讨论了脑死亡立法的合理性,概述了国内外脑死亡及其立法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建议我国脑死亡的立法形式为"器官移植法律之外的单一脑死亡立法",并建立两套死亡测试来支持同一死亡标准;同时,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内容也提出了建议,即采用"全脑死亡"的标准,并采用"全脑与肺自主功能不可逆丧失"的文字表述;并建议脑死亡的判断采用"共同判断原则"和"回避原则"。

脑死亡立法的艰难与中国传统文化

因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人们意识观念的深刻影响导致中国脑死亡立法步履艰难。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分析中国的脑死亡及相关伦理问题,提出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心理感受,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理性地探索"中国脑死亡"。

脑死亡立法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因为关系到基本人权,脑死亡立法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严谨的脑死亡判定程序是保障其接近正义的必需。在脑死亡判定方面应充分地保障患者生命权、自主选择权,尊重患者以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保障患者的基本权利是脑死亡立法的核心所在。器官移植不是脑死亡立法的理由。

关于我国脑死亡立法的社会学思考

脑死亡作为死亡的判断标准已经得到医学界的普遍认可,将对我国的医学、法学、伦理学产生重要影响。脑死亡立法将动摇几千年来形成的心死亡观念,并促进我国民法、刑法、法医学的发展。同时它还有助于节约卫生资源,减少医患间的矛盾,推进器官移植医学发展,产生最大的医学与社会效益,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确立脑死亡的现实意义及其立法探讨

死亡是人类生命的自然归宿。现代医学与现行法律在死亡问题上的冲突,特别是脑死亡的提出,使死亡的概念、判断死亡的标准以及死亡需不需要立法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仅就确立脑死亡的现实意义和有关立法问题作一探讨。一、确立脑死亡的现实意义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全部机能不可逆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脑死亡同心跳和呼吸停止一样,是人的生命现象的终止,是个体死亡的一种类型。脑死亡概念的最早提出见之于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从远古社会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

论我国脑死亡立法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脑死亡作为死亡的判断标准已经得到医学界的普遍认可,脑死亡立法将动摇几千年来形成的心死亡观念,将对我国的医学、法学、伦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着重阐述了脑死亡立法的现状及立法时面临的伦理、法律问题,使公众对脑死亡立法有所了解,以加快脑死亡立法的进程。

脑死亡立法的伦理问题研究

文章从伦理学的角度对脑死亡标准合法化的中国本土化问题进行研究并试图提出建议。解决中国脑死亡标准的合法化问题,应着眼本土化问题,注重死亡观念的引导,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脑死亡立法与刑事责任

据报道，在不久前结束的2002年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中国卫生部的一位官员透露，由有关专家深入讨论、起草的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初稿已完成，目前正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下一步将制定技术规范和管理程序，最后交给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这意味着，如果这一立法被通过，中国传统的死亡的观念将被改变。几千年来，心跳和呼吸的停止、瞳孔扩散一直被认为是死亡的唯一标志。然而，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呼吸机和维持心跳血压药物的出现，使一些已经出现生命衰竭症状的病人仍然可以借助外力来维持基本的呼吸和心跳。

脑死亡立法的社会意义及面临的困难

长期以来,心肺功能完全丧失一直是判定死亡的标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这一标准已不再适应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脑死亡标准应运而生。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接受了脑死亡标准,并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条例。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脑死亡立法应当谨慎进行。

浅议脑死亡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目前世界许多法治国家已制定了脑死亡法,确立了脑死亡判定标准。而在我国,由于脑死亡牵扯到法学、医学、伦理道德等多个领域且争议很大,因此在立法方面还一片空白。无论是世界发展趋势还是我国实际需要,对脑死亡进行立法都已是大势所趋,本文就脑死亡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

黄洁夫:脑死亡立法十分必要

当人因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等呈现脑死亡时就可认定此人死亡，这一标准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呼吸和血液循环功能的停止标准。人命关天，“脑死亡”一提出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加快脑死亡立法 促进器官捐献发展

如何确定一个人的死亡，从医学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都有不同的定义。什么是脑死亡？脑死亡概念自上世纪60年代提出后，已被医学界广泛接受，脑死亡就是人的死亡，意味着生物学死亡。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肺移植诊疗中心陈静瑜教授，结合自己的工作，针对在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中发生的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关于加快脑死亡立法的建议》，提交给全国人大，并得到大家的赞赏。

人大代表呼吁进行脑死亡立法

据3月6日的《法制日报》报道，“脑死亡已被科学证实是不可逆转的死亡，病人脑死亡以后，就没有了自主呼吸，抢救脑死亡者对患者起死回生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过程反而会耗费很多医疗资源，也增加了病人家庭的经济负担。”继2015年、2016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脑死亡立法建议，今年，连任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再次提出加快脑死亡立法的建议。

脑死亡与自我意识

基于当代心灵哲学及神经科学的最新成就,文章用自我意识的概念来分析、论述脑死亡问题。人是有精神有灵魂的动物,人的所有精神事件都是由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的放电活动来实现的。随着大脑的死亡所带来的神经元永久性损伤,大脑重新实现精神事件和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随着记忆的消失,主体的自我认同也随之消失。文章不认为关于脑死亡的判断是一个价值判断;脑死亡立法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