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表现为反腐败斗争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标本兼治,反腐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但是,反腐败斗争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决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包括惩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腐败,深化整治“三集”腐败与惩治“蝇贪”并举,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腐败。反腐败斗争必须同向发力综合施策,包括坚持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同向发力,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同向发力,境内惩治与境外惩治同向发力等。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要从利益机制上遏制腐败现象

要从利益机制上遏制腐败现象林吕建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利益根源，因而，反腐败有必要在利益机制上做文章。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利益机制方面把握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消长规律，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从而从利益机制上遏制腐败现象，这是...

文化与腐败关系视角的廉洁文化建设

文化是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文化与腐败相关研究的共识性结论。在已有研究中,文化相关术语较多,不仅混乱,还容易产生逻辑错误,建议统一为廉腐文化。廉腐文化主要是人们关于腐败和廉洁的认知与态度。定性地来看,廉腐文化包括腐败文化和廉洁文化两种状态。从变量特性来看,廉腐文化在腐败原因解释框架中应当属于调节变量,腐败文化会助长腐败动机和机会,廉洁文化则会抑制腐败动机和机会。从中国的一些地方和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些典型的腐败文化现象。基于典型腐败文化案例的分析表明,腐败文化可划分为传统文化习俗类与新型腐败习俗类,二者有着各自的形成过程与机制。腐败文化危害性极大,是滋生腐败的主要土壤之一。为提升廉洁文化建设实效,应当实施新型廉洁文化建设工程。依照建设任务的内在逻辑顺序,新型廉洁文化建设包括三项任务,简称为三步法:发现并清除已经形成的腐败文化;实施防止滋生新腐败文化的教育和防控措施;提炼形成廉洁文化价值理念并不断予以巩固。

腐败的层次性与反腐败的全面性

腐败的层次性与反腐败的全面性马郑刚所谓腐败的层次性，是指腐败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危害程度深浅不一，所发生的领域也不尽相同。提出腐败的层次性问题，意在说明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反腐败措施也不应仅停留在某种领域，要取信于民，不仅要抓大案要案，而且...

警惕“微腐败”带来“大祸害”

“微腐败”是腐败的一种亚形态,是由小微权力蜕变为公权私用的寻租行为而来。“微腐败”的存在场景集中,大多发生于基层治理场域,涉及面广,民生领域是高危易发领域。“微腐败”是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同时,“微腐败”具有长期性、潜伏性的特点,不断侵蚀政治生态,易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的腐化变质,其危害不容小觑。

亚文化视域下“腐败文化”治理透视

腐败顽疾屡治不止,激发了人们对腐败现象何以发生的多维探讨。其中,“腐败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深思。作为一种亚文化,“腐败文化”通过歪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主文化进行对抗、侵占主文化的思想阵地以及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内部的“传染”等方式,影响腐败行为的生成。进一步来讲,“腐败文化”是传统文化“价值异变”的产物,借助腐败话语等信息符号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扩散,以达到不断蚕食和破坏廉洁主文化的目的,最终引发人们对腐败的态度发生变化,促成腐败动机的生成,并催生腐败行为的实现。基于此,“腐败文化”的治理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腐败观念、腐败话语与腐败行为等多维度来优化“腐败文化”的防治路径,通过清除“贪”“奢”“惰”等腐败观念,整肃腐败“显话语”与“隐话语”,以及从严整治潜规则等措施,将清廉价值观念的形塑与反腐制度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对“腐败文化”的有效治理。

关于腐败问题的若干理论问题

腐败早已为人民所深恶痛绝,但长期以来这种邪恶现象不仅未能得到本质性根除反而愈演愈烈,其蔓延扩散之势已令举国上下震惊不已。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全国人民的反腐呼声空前高涨。反腐败的认同性虽然实现了,但有关腐败的概念、

论高校腐败及其治理

目前,因体制机制的制约和"腐败亚文化"的影响,我国高校腐败的形态既有与其他领域相同的一般形态腐败,如选人用人、基建工程和设备采购领域腐败等,也有其自身特有的形态,如科研经费腐败、招生腐败和校办产业腐败等,呈现出涉腐范围广、贪腐数额大、"一把手"腐败突出和危害程度深等特点。因而,依据新的形势任务,适时转变传统反腐观念,准确把握高校反腐的着力点,在建立健全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抓早、抓小,方能在扎紧制度笼子,尽力压缩权力寻租和腐败空间的同时,有效预防那些钻了制度空子的"漏网之鱼"形成大气候,造成大伤害。

干腌火腿中致腐败微生物的研究进展

综述了干腌火腿腐败的类型、致腐败微生物的种类、食盐浓度和温度等因素对腐败菌的影响、腐败火腿中挥发性化合物的成分以及防止火腿腐败的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智慧互联网视域下腐败犯罪嬗变的系统治理——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为视角

在智慧互联网环境下,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隐蔽性、涉数字资产性、涉外性明显。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在涉案数字资产打击、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配合、开展国际治理方面存在新难题,需要进行系统治理。在法规治理层面推动刑事规范、相关行政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完善,在技术治理层面推动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支撑建设、主体协同建设和相关机制建设,在国际治理层面积极推动打击洗钱犯罪、开展司法协作、建设追赃机制。

新时期腐败原因透析及对策探讨

试图从腐败动机、腐败土壤、腐败风险三个环节对中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进行论述。第一环节包括心理不平衡、失去社会主义信念等方面。第二环节包括腐败的根源、产生腐败的制度的原因、双轨制的存在等方面。第三环节包括打击不力、腐败者的地位特殊性等内容。并提出四点反腐的对策 ,使国家工作人员不必贪、不想贪、不能贪。

加强反腐败斗争要协同发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

论跨境腐败资产直接追回之民事诉讼——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为中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规定了缔约国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直接追回腐败资产。一系列国际公约和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都承认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诉讼权利。在直接追回腐败资产的民事诉讼中,受贿者、行贿者以及中间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告。资产追回行动具有许多独特的挑战,资产追回律师应具备一定的政治头脑和会计、金融、法律等领域知识。起诉地点的选择主要受腐败所得资产所在地的影响。就诉讼的类型而言,主要有所有权诉讼和索赔诉讼两类。资产民事追回案件中的调查措施,有前期披露、禁言令和单方搜查令等;临时资产保全措施,如限制令、冻结令或扣押令等。

“期权式腐败”的特征、成因与治理

“期权式腐败”是一种典型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形式,其实质是利用公权力寻租的一种“延期变现”形式,一般具有时间跨度长、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经济社会危害大等特征,具有权钱交易间接化、利用市场化外衣、利用科技化专业化手段等表现,易发于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以及新兴经济、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等领域。治理“期权式腐败”,要高效发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系统防治功能,强化“全周期管理”思维,一体推进“三不腐”,运用信息技术加快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推进对公职人员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督全覆盖。

建立反腐败经济学

腐败问题非中国所独有,已成为世界现象。但用经济学分析腐败行为,却是西方学者的首创。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的论文《法律的执行、渎职与执法者的报酬》(1974年)可能是最早对腐败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文献,而把腐败现象直接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作系统分析的学者是苏珊·罗斯——阿克曼,她首先在1975年发表了《腐败经济学》一文,又在1978年出版了《腐败: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