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之因与廉政之策

腐败之因与廉政之策□张锋通常所说的“腐败”，其实是“权力腐败”，即权力变质，公共权力蜕变为私有权力，使用于私利的目的。从法学的角度说，腐败应包含以下四个要素：（１）行为的主体是国家公职人员；（２）行为的主观方面具有谋私的动机；（３）行为的客观方面是滥...

水产品优势腐败菌及致腐潜能综述

水产品在贮藏期间呈特定的微生物演替规律,其中优势腐败菌在贮藏后期占据数量优势,且致腐败能力强,是导致水产品腐败变质的重要原因。本文在概述水产品贮藏期间微生物演替规律的基础上,介绍水产品中常见的优势腐败菌类型、生物膜形成及致腐机制,其中相关功能基因的表达、胞外酶的分泌是水产品中优势腐败菌的重要致腐要素。同时,本文从肌原纤维蛋白降解、核苷酸关联产物代谢、脂质氧化角度出发,阐述优势腐败菌的致腐败路径,提出未来可从分子水平、全基因组序列层面建立编码基因表达-优势腐败菌-水产品品质特性间的内在调控机制,特别是混合优势腐败菌的致腐机制。同时建议利用代谢组学技术构建优势腐败菌的代谢路径,关注不同代谢路径间的交互作用,为揭示水产品腐败机理、靶向抑制腐败菌以及采取有效的保鲜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学术编辑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界定、根源与治理

学术编辑的“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学术编辑的学术不端行为是在学术论文投稿到出版的全过程中,违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学术编辑的学术腐败行为是在学术论文投稿到出版的全过程中,不正当地利用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学术编辑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究其根源:思想上是敬畏学术之心丧失;品性上是利己主义动机;经济上是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制度上是编辑权监督与惩戒机制缺失;导向上是学术评价与职称评审机制不合理。为此,应重塑学术编辑的敬畏学术之心,正视学术编辑的合理欲求,构建具有威慑力的惩戒机制,构建制约与监督编辑权的法规体系,并广泛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

香芹酚纳米乳液制备及其对腐败希瓦氏菌的抑制作用

【目的】探究使用超声波乳化法制备香芹酚纳米乳液(Carvacrol nanoemulsion,CNE)的最佳条件,并分析CNE抑制腐败希瓦氏菌(Shewanella putrefaciens)的作用机制。【方法】通过正交实验优化CNE制备条件,分析乳化剂吐温-80用量、油相占比与超声时间对CNE平均粒径影响,对优化后的CNE进行平均粒径、多分散指数、形态、稳定性与抗菌活性表征,并初步探究其对腐败希瓦氏菌的作用机制。【结果】乳化剂吐温-80体积分数为11%、油相香芹酚体积分数为5%、超声时间为5 min时,CNE平均粒径最小,为(145.83±4.77)nm。优化后制备的CNE在热处理(25~100℃)条件下维持稳定,在pH接近中性时的Zeta电位绝对值较高,且在4℃下最适合贮藏。制备的CNE对腐败希瓦氏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为15.63μL/mL。腐败希瓦氏菌在CNE的处理下,其碱性磷酸酶活性上升,琥珀酸脱氢酶活性下降,蛋白质、核酸泄露量增加。推测CNE是通过破坏细胞壁完整性、细胞膜通透性和能量代谢途径抑制腐败希瓦氏菌生长。【结论】以香芹酚为原料制备的CNE对腐败希瓦氏菌具有较好抑制效果,具备作为鱼类保鲜抗菌剂的潜力。

新时代中国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本土概念与量表构建

意愿等心理机制是决定民众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活动的重要因素,反腐败效能感概念的提出与测量正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学理性探讨。反腐败效能感涵盖民众基于自我能力认知的内部效能感和基于对反腐败政策发生效用的外部效能感,其中对于具体反腐败政策的评价、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廉洁形象的评价以及对于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倾向性态度等是中国本土的独有特征。基于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微观测量为构建反腐倡廉宏观方略的长效动力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严治党背景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的知识积累和政策咨询意义。

腐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是实现贸易强国的重要引擎,其升级需依托良好的制度环境。论文基于2005~2015年企业层面平衡面板数据,探究腐败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研究发现:腐败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主要通过加剧融资约束程度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发展两个渠道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程度更深。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缓解腐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消极影响。因而,完善腐败治理体系、扩大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将有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化与腐败关系视角的廉洁文化建设

文化是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文化与腐败相关研究的共识性结论。在已有研究中,文化相关术语较多,不仅混乱,还容易产生逻辑错误,建议统一为廉腐文化。廉腐文化主要是人们关于腐败和廉洁的认知与态度。定性地来看,廉腐文化包括腐败文化和廉洁文化两种状态。从变量特性来看,廉腐文化在腐败原因解释框架中应当属于调节变量,腐败文化会助长腐败动机和机会,廉洁文化则会抑制腐败动机和机会。从中国的一些地方和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些典型的腐败文化现象。基于典型腐败文化案例的分析表明,腐败文化可划分为传统文化习俗类与新型腐败习俗类,二者有着各自的形成过程与机制。腐败文化危害性极大,是滋生腐败的主要土壤之一。为提升廉洁文化建设实效,应当实施新型廉洁文化建设工程。依照建设任务的内在逻辑顺序,新型廉洁文化建设包括三项任务,简称为三步法:发现并清除已经形成的腐败文化;实施防止滋生新腐败文化的教育和防控措施;提炼形成廉洁文化价值理念并不断予以巩固。

智慧互联网视域下腐败犯罪嬗变的系统治理——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为视角

在智慧互联网环境下,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隐蔽性、涉数字资产性、涉外性明显。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在涉案数字资产打击、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配合、开展国际治理方面存在新难题,需要进行系统治理。在法规治理层面推动刑事规范、相关行政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完善,在技术治理层面推动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支撑建设、主体协同建设和相关机制建设,在国际治理层面积极推动打击洗钱犯罪、开展司法协作、建设追赃机制。

警惕“微腐败”带来“大祸害”

“微腐败”是腐败的一种亚形态,是由小微权力蜕变为公权私用的寻租行为而来。“微腐败”的存在场景集中,大多发生于基层治理场域,涉及面广,民生领域是高危易发领域。“微腐败”是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同时,“微腐败”具有长期性、潜伏性的特点,不断侵蚀政治生态,易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的腐化变质,其危害不容小觑。

论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刑法机制

立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法律机制。存量腐败的清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刑罚的消灭,故可结合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和赦免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具体展开。追诉时效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常规机制,但可能时间长、代价大。赦免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非常规机制。可由全国人大适时制定专门决定,设立统一的全国性廉政账户,对党的二十大之前的存量腐败犯罪予以有条件赦免,并在涤清巨大腐败存量的同时,确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和重点事项申报与公示制度等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国家审计基于“制度+科技”治理腐败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些腐败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腐败,其腐败手段越来越智能、越来越隐蔽,且后果也日益严重,使得单一的制度反腐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反腐败需要,亟需科技反腐的有力协同。国家审计将“制度+科技”融入公共资金、公共权力、公共政策、公共监督等各个方面,通过信息技术优化业务流程、固化管理要求、减少制度执行中人为因素的干扰,提升权力约束力、制度执行力及风险防控力,进而形成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合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的发生,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诱导、浸没与腐败的生命周期:社会互动如何影响贪腐行为中的时间性因素

本文致力于考察社会互动对腐败生命周期中时间性因素的影响方式。基于起诉书数据集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研究发现:首先,围绕公权力的持续性社会互动,会在行贿主体与受贿主体双方的双向诱导效应下,加快权力持有者的沉沦速度,即缩短贪腐官员从任职到第一次犯罪的时间间隔;其次,通过将腐败交易浸没在日常化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互动显著延长了贪腐行为的持存期,即延长了从第一次犯罪到被抓捕的时间间隔;第三,社会互动会导致贪腐行为产生功能自主性,加快贪腐行为再生产的节奏,即缩短多次重复犯罪的时间间隔。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表现为反腐败斗争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标本兼治,反腐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但是,反腐败斗争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决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包括惩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腐败,深化整治“三集”腐败与惩治“蝇贪”并举,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腐败。反腐败斗争必须同向发力综合施策,包括坚持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同向发力,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同向发力,境内惩治与境外惩治同向发力等。

资本向政治渗透式腐败:类型、成因及制度纠治

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是导致政商勾结、腐败丛生的重要根源,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成为“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阻碍因素。基于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和各地方官媒上公布的大量案例的分析,归纳出围猎式、欺骗式、掮客式、胁迫式、联盟式、旋转门式等六种资本向政治领域渗的类型。从官员的寻租动机、商人的投机动机等个体因素层面和法规制度、监督机制、地方政治生态、政商文化、市场机制等制度环境因素层面剖析其逻辑成因。从加强政商思想教育引导、健全防治政商勾连式腐败的体制机制、构建以纪检监察为龙头的多元化监督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政商文化和营商环境、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制度纠治路径。

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内涵、原则与路径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毒瘤,是与人类政治生活偕行的痼疾。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腐败发生机理的深刻认知,也彰显着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鲜明指向。在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下,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针所蕴含的策略和要求,准确把握腐败的形成要素、作用机理和衍生规律,确定科学的实践原则和思路;以“全周期管理”方式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融于一体,精准发力,多措并举,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的广度和深度。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村干部“微腐败”行为治理:成效与路径

村干部是区别于国家公务员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亦官亦民的特征使其具有身份上的复合性,具有村民代理人、政府代理人和党的基层干部中的双重或三重身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村干部监督机制存在制度性空白。长期游走在国家监察体系和党的纪律检查体系乃至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灰色地带,是造成基层村干部“微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且治理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监察体制改革及《监察法》的实施,使村干部被纳入监察机关监督对象和监察职责范畴,对其腐败行为进行的专项治理和常规化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时代,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找准监督发力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政治化动员机制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完善纪法衔接、法法衔接,发挥党纪国法协同推进的共治效应;实现关口前移,更好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小微权力监督管理,积极探索推广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建设。

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实践与进路

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起着关键的协同作用。新时代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以明确战略地位和实施路径来谋划顶层设计,以完善反腐败国际合作主体机构和修订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来提供体制制度保障,以开展追逃追赃系列专项行动、在多边合作框架下提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主张、积极构建反腐败国际合作平台来参与全球治理践行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是行动的先导。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面临着对腐败认识差异大、国际和国内法律制度障碍大、数据平台和人才队伍限制大等主客观方面挑战。针对这些挑战,应通过统一腐败行为评价标准和理性对待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冲突来客观认识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及国内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来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数据库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来增强资源整合,在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中寻求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最优策略,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好地朝纵深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主要历程和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与腐败水火不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坚持反腐败斗争的历史。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反腐败斗争,以及党的反腐败历程中的许多“第一次”,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主要历程和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基本经验。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

为深入领会、完整把握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本文从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掷地有声“十一项”核心内容、前行升华的“十大规律”、运筹帷幄的“六个关系”的辩证导向等四个层面,对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理论体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用以深入推进该理论的学习与研究的体系化和学理化,促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反腐败斗争对推动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基于省际平衡面板数据(2005—2021)比较分析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得到了全面巩固,在此过程中,“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的论调“若隐若现”。以翔实数据论证反腐败斗争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事实成为当前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本研究基于2005—2021年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党的十八大之前和之后两时期反腐败斗争对推动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入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目标,反腐败斗争可通过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与整个要素市场发育而提高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在稳健性分析中,通过安慰剂检验以解决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该结果依然成立。该研究结果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者,能有力回应“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之荒谬论调;另者,能够丰富“反腐败”“共同富裕”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