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惩治视角下企业家素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着眼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腐败惩治和企业家素养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素养和企业创新的关系呈正相关,特别是2013年后的企业家素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2009—2020年样本时间段内最强的;腐败惩治力度越强,企业的创新投入越大,呈正相关性。

腐败惩治、腐败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腐败惩治推进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这一命题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本文收集了世界主要国家2013—2016年的数据,采用双向静态固定效应方法,研究腐败惩治和腐败距离对各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影响。为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行了GMM估计,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模型的稳健性。进一步,本文以腐败惩治和腐败距离的均值为分类标准,把各国划分为四种类型,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就多数国家而言,腐败距离小且腐败严惩治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各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清廉的投资环境是有利的,得到了腐败距离小且腐败严惩治国家的分组回归经验支撑。第二,对腐败宽惩治的国家,腐败距离小且腐败严惩治的投资环境会带来摩擦效应,这类国家更擅长在投资过程中寻租获利。尽管如此,放松对其腐败惩治也非上策,更好的选择是充分发挥其资源、能源与要素成本优势,降低投资风险。

建立健全社会腐败惩治机制探析

腐败是引发社会不稳定、导致亡党亡国的最大政治风险源。完善社会腐败惩治机制建设,是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转变作风,打造廉政文化,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保障。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腐败惩治和预防机制研究

执政党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和统治绩效。腐败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限制市场有序竞争,影响政党统治绩效与执政权威,削弱政党民主决策,降低人民政治认同感,甚至可以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地位。根治腐败需从提高社会公平与公正度,整合党执政的利益资源,重视民主与法治建设,加大制度反腐力度,营造反腐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等几个方面入手。

殷鉴不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腐败惩治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大力倡导下,为“抗战”、“建国”及国民党的自身形象与统治地位,国民政府着力惩治腐败、整肃纲纪。但由于其官僚机构恶习成风,积重难返,惩治腐败的努力与举措不免付诸东流,且陷于“越反越腐败”的怪圈之中。这一特定历史,为我们今天反腐败斗争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腐败惩治与预防的法律制度建设新节点

腐败作为世界性、历史性难题一直困扰着很多国家。在我国,腐败的惩治与预防关键在于推进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建设与运行,十八届四中全会在腐败惩治与预防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有了新突破并成为新节点,不断地探索创新为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建设提供动力,对廉政法治社会的形成及反腐败的法律机制的完善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惩治型反腐败到预防型反腐败立法转向的逻辑延展

“腐败”是指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不合目的地行使权力谋取私益的行为。对我国现有立法进行评估可知,当前我国仍然以“结果无价值论”为导向的事后惩治型立法为主。在面临腐败新形势的当下,为满足党的二十大“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政策要求,我国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行为无价值论”指导下向预防型反腐败立法转变。具体而言,应当建立预防腐败的有机体系,首先,建立预防型反腐败基本法:《反腐败法》;其次,合理应用预防型保障法:纪检监察法;再次,完善预防型反腐败的配套制度:党内法规与行政法规;最后还要对预防型反腐败的配套刑事惩戒作出完善。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表现为反腐败斗争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标本兼治,反腐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但是,反腐败斗争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决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包括惩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腐败,深化整治“三集”腐败与惩治“蝇贪”并举,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腐败。反腐败斗争必须同向发力综合施策,包括坚持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同向发力,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同向发力,境内惩治与境外惩治同向发力等。

建立健全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思考

"扎实推进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工作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如何构建我国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者在分析我国现行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实践中得失基础上,对如何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体系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行了思考。

提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整治效果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社会关注度高,看似疥癣之患,实则溃堤“蚁穴”。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纪委通过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案件的全面研判、深入分析、系统梳理,总结出“微小”“身边”“普遍”“隐蔽”四个特点,并通过强有力的监督执纪、零容忍的惩治腐败、不停歇的改进作风、经常性的纪律教育,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遏制腐败需提升腐败惩治力度

提升腐败惩治力度对于我国当前遏制腐败蔓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近年来的反腐倡廉实践来看,我国却出现了与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南辕北辙的腐败惩治力度下降趋势、腐败案件刑事转化偏低。为了坚决遏制腐败和为提升腐败惩治力度提供坚实保障,我国亟待推进反腐败机构改革、反腐败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反腐败法律改革。

关于构建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思考

构建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准确定位并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充分体现整体性、侧重性、开放性和可操作性等特性的基础上,设计合理的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框架,即由相互关联的宣传教育机制、制度规范机制、权力监督机制、查处惩治机制、评价检查机制和组织领导体制6个方面组成。

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思考

"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必须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为出发点,以查处违法违纪案件为切入点,以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为着力点,以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反腐倡廉制度为创新点,以教育、解脱、挽救、保护领导干部为落脚点。通过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和借鉴经验等方式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及其评价问题的理论思考

推进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包括"领导组织体系"、"教育宣传体系"、"法规制度体系"、"监督制约体系"、"评价问责体系"等内容。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进行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完善,更好地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必须设计、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和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

转型期中国严重腐败犯罪的表征、惩治得失及对策

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独特视角,选取121个严重腐败犯罪要案进行阐析;数据统计分析表明:转型期中国腐败呈现出明显严重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的增长、腐败官员职务级别上升、腐败范围广、腐败潜伏期增长、亲属涉案及窝案、串案突出、受贿和贪污是主要的腐败类型;在反腐败措施上,主要体现出死刑判决比例下降明显、死刑案件涉案金额标准放宽、刑法制度上重自由刑及轻财产刑等不足;指出应通过调整死刑判决原则、合理设置定罪量刑标准、加大财产刑罚力度等,以达到控制严重腐败犯罪的目的。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机制设计框架研究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机制建设,包括机制的设计与实施两部分。本文探讨机制设计的框架,即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探讨使效用人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必腐败和不愿腐败四个方面的机制设计框架。

新时期构建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机制的思考

新时期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为维护高校的和谐和稳定,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努力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机制。为此,各高校要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宣传教育机制,创新惩治和预防腐败专职队伍的管理机制,完善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的约束机制,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民主监督机制,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评价预警机制。

新常态下高校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思考

遏制高校腐败案件频发的现象,构建符合我国高校特点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大背景之下,是高校实现良性发展的紧迫任务。当前高校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仍然存在教育效果不佳、制度执行不力、监督机制失衡等问题,必须从政府、社会、高校三个层面,以权力运行监控为主线,以反腐倡廉教育为基础,以法治反腐和制度反腐为支撑,以信息公开为突破口,构建科学有效的高校惩防体系,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惩治腐败: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范式

现代化与腐败相悖而行,腐败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可能滋长的毒瘤。反腐利剑出鞘是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回应,中国的反腐亮剑让世界瞩目。营造反腐的高压态势才能使反腐的有效制度得以出台,才能赋予反腐制度的生命力。反腐国家立法要着力于权力失范的预防、权力运行的公开、权力运行的监督"三位一体"的建设。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只有不断完善权力监督制度,主要围绕重点领域、重点部门的监督,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强化舆论监督的抑制腐败作用等四个方面进行建设,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惩治与预防腐败的效力,对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进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达到反腐倡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