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控制、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与反贫困效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1996-2014)

惩治腐败和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文章基于1996年到2014年138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探索了腐败控制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新机制,即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我们发现:第一,腐败控制显著促进了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第二,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显著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第三,"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腐败控制是通过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进而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文章的发现是对发展中国家腐败与贫困关系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不但有助于理解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的制度基础,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设计反贫困的公共政策。

国外分割肉腐败控制技术的研究进展

本文综述了分割肉在冷藏条件下的微生物菌落和分布,并介绍了国外常用的肉品腐败控制技术。

腐败控制与制度内外的“一把手”问题——广东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实践探析

腐败控制是现代行政理论的核心问题,而加强党政正职监督,使其在规定权限内依法行使权力,以避免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现象的出现,是预防腐败发生的重要步骤。近年来广东各市县一直都在探究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有效机制,并制定了一系列监督措施,对权力结构在内部进行了重新规整。但是,由于一些设计上的缺陷及执行上的不力,导致现有制度难以充分发挥效力。在现有制度体系基础上,继续提升纪委的地位与作用,健全约束党政"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相关制度机制,十分必要。

采购腐败控制方法研究综述

基于近年来有关采购腐败控制方法研究的文献,将采购腐败控制方法归纳为四大类,即:基于采购参与人员本身;基于采购流程;基于监督体制以及基于收益、成本分析的采购腐败控制方法,详细阐述分析了这些采购腐败控制防治方法,最后展望了采购腐败控制方法的研究前景。

东道国腐败控制指标对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东道国经济效应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2~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东道国腐败控制指标如何影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给其带来的经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腐败控制力度对于发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果有着明显的门槛作用:当东道国对腐败控制较好时,我国对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反之,则无法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腐败控制、法治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目前中国反腐败的深入推进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放缓并存,那么,这是否说明腐败控制不利于经济增长呢?文章使用跨国的经验数据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腐败控制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会对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民主程度的高低对于腐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素质密切相关,但是法治程度的高低对腐败控制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实施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论高校自主招生面试环节的腐败控制

面试是高校自主招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性环节,也是高校自主选拔人才最具自由裁量空间的环节。控制面试腐败是高校自主招生腐败控制之关键。以实体性规则控制面试裁量权,从实体上限缩考官的评价空间和裁量权限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以公开性程序控制面试腐败具有其独特的价值。高校自主招生面试程序公开性之要则包括面试之前的信息公示、面试之中的阳光透明和面试之后的质疑回应。

腐败控制的制度机理与因应策略

腐败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前者包括人的私利本性、职业价值扭曲和针对具体公共事务的腐败动机;后者涉及权力、制度、文化等因素。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腐败形成的决策机理是行为者进行利弊权衡或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腐败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零,就有产生腐败的动机。腐败形成的动因决定了制度控腐的机理。一般机理主要有弱势阻转、减利增弊、减小期望值;衍生机理有情感激励、维持公平、双向强化、临界控制等。据此,本文提出了一些控制腐败的策略,即满足公职人员的基本物质需要、改造公共文化环境、加强廉洁教育、奖廉与惩腐并重、完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关键控制、建立附加控制、建立外部反腐机制、完善反腐信息机制等。

数字政府与腐败控制:一种条件过程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对腐败控制的影响,日益受到公共管理学界的关注。然而,对于数字政府建设究竟如何作用于腐败控制,这些作用过程又是否存在情境差异性,却仍然缺乏深入的实证探索。基于158个国家2002~2017年的数据,本研究采用一种整合了中介分析和调节分析的方法,即条件过程分析方法,来揭示数字政府建设对腐败控制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公民问责水平在数字政府建设与腐败控制程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这一中介过程会受到信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具体而言,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以公民问责水平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会大大强化,进而成为数字政府建设反腐败效应的主要实现机制;而当两者都比较欠缺时,数字政府建设反而会抑制公民问责水平,进而削弱其反腐败效应。研究结果支持了一种权变观点,即数字政府的治理绩效取决于其与组织环境的匹配和互动;同时也强调,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必须协同完善其实施环境,否则可能产生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数字鸿沟”,进而阻碍反腐败目标的实现。

权力制衡视角下的腐败控制思考——基于“权力下放”后的腐败问题分析

离败问题已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项大问题,特别是在目前行政改革中,实施的权力下放后产生的一系列腐败的新问题。通过深入探讨权力制衡及其在腐败控制中的作用来思考和分析如何运用权力制衡理论预防和控制"权力下放"后产生的新腐败问题。

政府审计在腐败控制中的作用研究

腐败控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府审计则是腐败控制的有效方法,我们必须得重视它在反腐败道路上的作用。政府审计在腐败的预防、预警、发现、惩戒和控制诸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李明辉,2015)因此,文章主要从腐败的发生过程,即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方面来挖掘政府审计所发挥的作用。目前,虽然政府审计在查处贪污腐败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未来,应该从审计工作的方法、思路以及审计体制本身出发,不断改革和创新,使政府审计在腐败控制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为国家的"良治"贡献出更多力量。

私欲与腐败控制

私欲可能导致腐败 ,人类社会还未超越私欲与腐败的历史阶段。腐败控制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私欲 ,控制的对策措施有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道德教育 ,使人自觉抵制私欲的诱惑 ;二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减少以滥用权力的手段满足私欲的机会 ;三是加大对腐败的惩治 ,威慑私欲引发的非份之念。

审计监督与媒体监督在腐败控制中的作用研究

尽管我国在反腐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要根治腐败仍然任重道远.政府审计所发现和政府审计公告所揭示的腐败问题,往往成了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的焦点.在反腐败过程中,政府审计发挥了其应有的控制作用吗?而媒体对腐败是否也有一定的监督、抑制作用?政府审计与媒体对于腐败是否能够共同有效地发挥其监督作用?试图从理论上加以分析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政府审计在腐败控制中的作用研究

腐败控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十分重要的构成成分之一,政府审计是腐败控制领域中一项重要措施,因此政府审计在腐败控制领域中的作用应当得到充分重视。

润滑效应抑或摩擦效应:东道国腐败控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研究

东道国政府腐败控制水平是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文章在严谨衡量各国历年腐败控制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控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腐败控制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制度质量约束下,东道国腐败控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随着东道国法治水平和监管质量的提高,腐败控制的影响由抑制转向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强化了腐败控制的促进作用;随着公民权利的提升,腐败控制的促进作用亦逐步增强。

制度质量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基于腐败控制维度的研究

腐败控制是制度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维度。金融业务的典型"契约密集"特征将强化腐败对外资银行进入的摩擦,而外资银行作为纯粹的市场"新进入者"也面临高昂的"有效腐败"成本,因此,腐败阻碍外资银行进入,通过腐败控制来提升制度质量将有利于银行业开放。本文基于中国分省主观认知数据,以县域人口规模与矿产资源丰裕度作为工具变量,识别了制度质量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文章表明,坚持以反腐倡廉作为提升制度质量的重要政策支点,将有利于推进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进程。

试论腐败的文化控制

腐败控制的基本途径包括制度和文化两种。文化途径以文化结构为基础。一般的文化结构由社会文化、组织文化和个体文化组成。与一般的文化结构相对应,腐败的文化控制亦分为社会文化控制、组织文化控制和个体文化控制。每一种控制的有效实施都有赖于一系列方法的成功采用。

东道国制度质量对我国投资效应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法律和腐败控制指标的研究

本文采用2002-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法律指标和腐败控制指标对我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这两项指标质量的高低对于我国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溢出效应有着明显的门槛作用:当东道国这两项指标质量较高时,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给东道国经济增长带来正向的外部性;当这两项指标质量较低时,我国投资会给东道国经济增长带来"负外部性"。

完善中国国家审计腐败风险控制机制之构想——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腐败风险控制机制的思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着力倡导建设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国家审计腐败控制系统,据以强化预防优先理念在腐败治理中的价值引导功能。审计具有天然的腐败发现与控制功能,但是,囿于腐败风险控制观念、制度设计与运行环境等诸多障碍,中国国家审计的腐败预防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确立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腐败预防理念,强化审计评估的预防功能,提高审计公告透明度,完善审计问责的法律约束力,是现代法治背景下构建中国国家审计腐败风险控制机制的基础。

中外国家控制腐败体系比较研究

反对和消除腐败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尽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反腐模式,但在控制腐败体系方面仍有许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预防、惩治、国际合作等三个方面。我国控制腐败体系集中体现在宪法、法律和党的文件的规定之中。2005年,中共中央公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是我国控制腐败体系的系统化表述,包括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领导模式、执行要点、保障措施等主要内容。把中国的控制腐败体系放到世界大格局中进行中外比较研究,既能了解中外反腐体系的共同点和中国特色,也能明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世界经验对中国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