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水平与反腐措施的随机动态模型分析

腐败经济理论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开.在现有文献中,有关腐败的规模大小、衡量指标、变动状况、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多,对腐败影响因素的分析则相对较少,且分析模型多为静态或确定性动态模型.而腐败问题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反腐,对影响腐败因素的正确认识是制定切实有效反腐措施的基本前提.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腐败水平的随机动态模型,分析了腐败水平的影响因素,并根据模型中参数变量对腐败水平影响的分析给出了相应的反腐措施.本文认为,个体为腐败行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程度不同时,反腐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提高政府开支,所产生的反腐效果是很不一样的,但加强法制惩罚力度的措施总是最有效的.

内部控制、地区腐败水平与高管腐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12-2017年高管腐败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高管的腐败行为,但地区腐败水平则会严重削弱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行为的抑制作用。本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建立联动机制,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政府管理当局扎实推进廉政建设,树立清廉之风,坚决杜绝腐败行为的扩散和蔓延,采取综合治理的对策,才能真正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腐败行为。

经济结构、制度安排与地区腐败--基于副省级城市2000--2010年的数据分析

文章运用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地区腐败水平的影响。通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在经济较发达的副省级城市中,经济发展已经能够起到消减腐败的作用;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消减腐败的同时又会创造新的腐败机会;政府人员规模与腐败水平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政府规模有助于减少腐败。公职人员相对工资有消减腐败的作用,证实了以薪养廉的合理性;财政自主性会恶化腐败,但财政分权能够消减腐败;市委书记任期越长,该地区腐败越严重,佐证了干部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的必要性。

权力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

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代表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结合行为科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理论 ,归纳出行为的“制度 -行为”模型 ,并运用于权力腐败研究 ,得到了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与腐败水平模型。权力腐败行为是腐败行为主体与制度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

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基于1999-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地区腐败水平的决定因素,并特别关注财政分权的反腐作用。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影响地区腐败机制的多元性,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推动政府规模膨胀和支出结构扭曲而加重地区的腐败水平;而在控制政府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则能对地区腐败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地区人均GDP、受教育年限和开放程度都是影响地区腐败的重要因素。最后,还尝试性地给出"反腐倡廉"的政策建议。

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 亚洲地区竟然最腐败

芬兰再次高居榜首"透明国际"的"年度清廉指数"满分为10分,主要是针对各国企业界和风险分析人员的直观感受所进行的调查。在14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2/3的得分在5分以下。

法治如何影响海归企业家精神空间溢出效应——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空间滞后面板模型测度了1998～2015年中国31个省市法治水平对海归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法治水平不仅能促进本地区海归企业家精神,也能促进相邻地区海归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同时法治水平对海归企业家精神空间溢出显著为正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华南,而东北、西北地区的法治水平对海归企业家精神空间溢出影响效应均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法治水平是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抑制腐败水平这两个渠道促进我国海归企业家精神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总效应分解结果表明,法治水平对于海归企业家精神溢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并且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省市法治水平对于周边省份海归企业家精神溢出的辐射效应十分明显。

反贪不应囿于内线作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似乎有一种感觉:贪污腐败屡禁不止,且越来越大,已从当初的"万元户"上升到今天"千万元户"、"亿万元户"。其实,这也是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大了,腐败水平也"水涨船高"了。这恰恰提示我们:反贪工作不应只限于内线作战。腐败行为绝非官场(权力场)内部的单向行为,腐败思想也绝非产生官椅权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