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法律阻碍因素

从国际范围看,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成功率较低。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所面临着主要阻碍因素仍集中在法律方面,这不仅体现在公约某些条款存在一定不足,体现在各国证据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还体现在管辖权冲突和权利竞索等方面。提高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协调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持续提供法律技术援助和加强国际法律合作。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犯罪所得制度国际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展开论述。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所得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所得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应从立法、行政等方面加以完善。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向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 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展开论述。

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的立法修正与学理解析

民企内部腐败犯罪本质上是企业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搞非法利益输送,损害企业的利益。对于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的刑法规制关涉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理应秉持最后手段性,在其他治理手段无效时才能动用。《刑法修正案(十二)》强化对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实质上仍属未超出限度的有限惩罚,是对积极刑法主义的践行,关键在于要处理好追究企业内部腐败与尊重企业自主经营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把握此次立法修订的范围、准确适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具体犯罪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

体系反腐框架内司法腐败犯罪治理研究

基于现象论架构视域,精准化的司法腐败犯罪乃狭义司法腐败犯罪。司法腐败问题的直观表象是司法公正存在问题,司法公信力不足。体系反腐框架内谈及司法腐败犯罪治理,首谈“司法公正”。司法人员独立公正司法的主要关注点在审判人员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审判,这是司法腐败犯罪治理研究的基本切入点。具体归结到以下方面:一是保障审判权独立行使;二是规范审判权运行秩序;三是监督审判权行使;四是规划与落实审判人员职业化发展路径。于这四方面加深改革,即可构筑起一道“前置型、防范式”司法腐败犯罪治理的法律屏障。

论腐败犯罪黑数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未被官方发现的腐败案件数,其存在不仅使犯罪数据难以统计和评估,更损害了“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危害甚巨。腐败案件,从案件发生到官方通报查处,如下任何因素,诸如权力运行失范、制约监督乏力、举报机制不健全、查处措施不力、科技赋能欠缺,都有可能导致腐败犯罪黑数。应通过综合施策,降低“腐败黑数”,实现腐败犯罪的标本兼治。

我国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现状、法律困境与对策

跨境转移腐败犯罪所得已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种惯有模式,给国际社会全球治理带来危害。2003年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首次以专章规定了"资产追回"机制,创新性地规定了通过非定罪没收、民事确权之诉、民事侵权之诉、简易返还等途径追回跨境转移的腐败犯罪所得。结合中国国情和已采取的措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国际反腐败的重要力量角度出发,分析中国跨境追回腐败犯罪所得面临的法律困境,并提出完善中国跨境追回腐败犯罪所得面临的法律对策。

论腐败犯罪资产的跨国追缴与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犯罪所得资产的跨国追回与返还做了明确规定,返还资产是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公约同时创设了腐败犯罪所得资产追回的法律机制,即直接追回财产方式和国际合作追回财产方式。公约的强制性规定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从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历程回顾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集中体现了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高度重视腐败犯罪问题;主张建立健全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设立严密的腐败犯罪刑事法网;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设置特殊的诉讼规则和处罚措施;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注重腐败犯罪中的资金追回等六个方面。中国应当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趋势,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

我国当前惩治高官腐败犯罪的法理思考

腐败犯罪是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在腐败犯罪中,高官腐败犯罪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在我国刑法目前对严重腐败犯罪配置死刑的情况下,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腐败犯罪高官依法判处死刑包括立即执行,与当前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改革并不矛盾;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判,主要是为了排除干扰,确保案件审判公正。应实现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异地审判的制度化,并增加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属人管辖的内容;高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是当前我国高官腐败犯罪的一个新动向,"两高"及时颁布司法解释将情妇等"特定关系人"纳入反腐败法治的视野,标志着我国反腐败法治的一大进步。

人性恶视角下我国腐败犯罪的再分析及其有效治理

人性是本恶的。人性本恶乃是犯罪,包括腐败犯罪,发生的深刻根源。人性原恶中的物欲、权欲、性欲与腐败犯罪的发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遏制腐败犯罪的有效对策应当是抑恶扬善。为此,要牢固树立人性恶的思想观念,自觉采取抑制人性恶的对抗措施,坚持与人为善,不断完善人性。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多元化治理

民营企业家实施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行贿受贿等腐败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阻碍作用。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不能成为"被司法遗忘的角落",在私权利"反腐"场域中应予以重点规制。从犯罪学角度来看,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官商勾结链条未切断、外部监管措施不到位是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防控,要转变以往国家单向治理的思维,通过提升民营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强化社会化第三方力量的监督来建构多元化的治理体系。

当代中国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确立了全面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对于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积极履行了缔约国的义务,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总体上顺应了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化趋势。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网粗疏、刑罚过于严苛的问题,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衔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腐败犯罪立法上体现出犯罪圈宽泛、刑事责任规定妥当及立法技术科学与成熟等特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分则中对腐败犯罪的规定在立法模式上有明显的“不严而厉”的倾向,没有起到很好的预防与遏制犯罪的效果——立法思想和立法结果都存在非理性的成分,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克服现行刑法中存在的不足,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我国腐败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及法定刑都有必要完善。

关于建构腐败犯罪学的几个问题

腐败犯罪是一种历史久远的丑恶现象 ,在新时期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反腐败经验的积累和学科的发展为腐败犯罪学的建构提供了实践与理论基础。

刑事政策视域下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重构

当下我国"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模式过于注重提高刑度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作用,但却疏于以严密法网堵截腐败犯罪的发生,以至于出现了惩罚几率下降与防卫重心偏离等政策乱象。腐败犯罪的严重危害及犯罪利益对犯罪人的极大诱惑,决定一国治理腐败犯罪必须采取零容忍刑事政策,"严而不厉"就是实现这一刑事政策的立法选择,这不仅需要扩大具体个罪的犯罪圈,以严密刑事法网,而且还需要调整腐败犯罪的刑罚结构,降低刑罚的惩罚强度。

人际关系视角中的腐败犯罪窝案现象分析

从人际关系角度解释当前腐败犯罪窝案现象意义重大。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之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这就使得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本土化特征,这些特征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发生着作用,已经成为引发腐败犯罪窝案的重要社会因素。官场内生腐败论和腐败铁三角论是学界关于腐败犯罪窝案生成机制的解释理论。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腐败犯罪窝案现象,可以发现其有两方面特点:一是权力监督难以发挥作用;二是犯罪暗数高。相应地,应该采取两方面措施预防腐败犯罪窝案的发生:一是借助网络平台、鼓励民众反腐;二是增加刑罚的严厉性、提高腐败犯罪成本。

压力源视角下基层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归因分析——基于对J省A监狱23名在押服刑人员的访谈

基于压力源视角,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J省A监狱23名在押服刑人员进行访谈,可以发现,基层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受到办事资源压力、不良亚文化压力、经济刺激压力、工作冲突压力、政治前途压力、人情世故压力等六维度因素影响。基于此,对于基层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应以"三预"为指导,即危险预警、犯罪预测、犯罪预防。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现状、危害与治理立场

民营企业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环境尚待改善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财富,安置了就业,拓展了市场,发展了竞争,推动了改革。30余年的实践证明,民富也好、国强也好,都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贡献。1然而,近年来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形势日趋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