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惩治、腐败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腐败惩治推进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这一命题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本文收集了世界主要国家2013—2016年的数据,采用双向静态固定效应方法,研究腐败惩治和腐败距离对各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影响。为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行了GMM估计,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模型的稳健性。进一步,本文以腐败惩治和腐败距离的均值为分类标准,把各国划分为四种类型,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就多数国家而言,腐败距离小且腐败严惩治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各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清廉的投资环境是有利的,得到了腐败距离小且腐败严惩治国家的分组回归经验支撑。第二,对腐败宽惩治的国家,腐败距离小且腐败严惩治的投资环境会带来摩擦效应,这类国家更擅长在投资过程中寻租获利。尽管如此,放松对其腐败惩治也非上策,更好的选择是充分发挥其资源、能源与要素成本优势,降低投资风险。

腐败环境、腐败距离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综合考察腐败对国际投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1974—2017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SWFs)的投资数据,分析了东道国腐败环境、两国间腐败距离对SWFs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腐败程度更高的东道国,SWFs投资意愿和投资额都更低;当东道国比母国更清廉时,腐败距离越大,SWFs投资额越小;但是,与其他投资者不一致的是,当东道国比母国更腐败时,腐败距离越大,SWFs投资额越大。这一结果肯定了SWFs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积极作用,SWFs对腐败的投资环境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因腐败而导致投资环境恶化的国家所面临的资本缺乏问题。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政府腐败与外商投资相关性分析

在控制了一系列成本变量和制度变量后,不同方向的腐败距离对FDI有不对称的影响。当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正的腐败距离时(母国政府的腐败水平高于东道国政府的腐败水平),东道国的腐败水平和流入其的FDI正相关;反之,当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负的腐败距离时(母国政府的腐败水平低于东道国政府的腐败水平),东道国的腐败水平和流入其的FDI却负相关。这是因为来自较低腐败水平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处理和腐败相关的情景缺乏了解。相反,那些来自高腐败水平国家的跨国公司却因为有应对腐败的经验和技巧不会因为东道国的腐败而减少对东道国的投资。因此,腐败距离在考虑腐败对FDI的影响时是个重要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