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改革

从反腐败改革与经济效率是否激励相容的角度,结合经济发展的二元特征,探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工资制度选择及其可能导致的"腐败陷阱"。研究表明:政府若选择效率工资制度,则提高腐败查处力度就会降低效率工资水平,进而提高社会总产出和相应的福利水平;若选择"姑息工资"制度,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就需相应提高官员的补偿工资,从而会导致更多的扭曲性税收。"姑息工资"制度会引发"腐败陷阱"。反腐改革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下滑,此时减少腐败收入等措施更加有效。为兼顾经济增长,反腐改革的事前预防要比事后惩罚更为有效。

必须高度警惕的几种致命陷阱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有一部分国家深陷泥潭、无法自拔,而一些国家成功跨越陷阱、不断发展。本文从产生条件、作用机制、致命后果以及预防避免等角度深入剖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几种致命陷阱,流动性陷阱是长期通缩积累的极端情景,经济衰老效应不断积累而形成过度福利陷阱,腐败陷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阻碍。通过比较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社会各方达成共识、全面评估、慎重选择、积极引导,才能避免悲剧发生、跨越致命陷阱、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升级。

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一方面却又“向往腐败”,这种“腐败亚文化”的存在和流传,不但提高了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使全社会的道德状况集体下滑,使腐败被日常化、合理化。

公众廉洁感知的研究——基于人口学特征

公众廉洁感知是衡量政府廉洁程度的最重要指标,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学术界的关注,并从多角度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通过对北京、武汉、福州等6个大城市公众廉洁感知的问卷调研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和居住位置不同的公众,其廉洁感知存在显著差异,而性别、年龄、城市类别对公众廉洁感知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满意度在公众廉洁预期和政府信任中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从政府管理等多个角度对公众满意度进行了研究,提高公众满意度也是当前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主要目的。以北京、武汉、福州、太原、银川、成都六个城市的调查问卷为基础,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满意度在公众廉洁感知和政府信任之间如何发挥作用,研究发现:满意度在廉洁期望和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而满意度在廉洁预期和政府信任中有调节作用。

感知的政治学：透明国际腐败测量方法的运用和滥用

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已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尽管近来对CPI的批评声音不断,但是CPI无论是在促进对腐败问题的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推动反腐败举措的实施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文章分析了CPI在概念和编制方法上的固有缺陷,总结了CPI的学术影响和政治影响,指出如果将CPI当成一个政治工具来使用,它并不总是能给反腐败带来积极的效果。特别地,CPI的巨大影响力有可能使得一些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陷入"腐败陷阱"——许多国际性组织提供发展援助都要求受助国实施"善治"改革,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援助,这些国家的改革往往难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