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尊如天,臣卑如地”——明代宫廷内的起坐之间

中国家具在宋代全面兴发,发展到明代已臻成熟。明代宫廷皇帝的坐具表现在绘画、文献等资料上是种类庞繁,髹金朱漆而雕饰华丽。相形之下,皇帝宠信的大臣平日谒见不是侍立一旁就是跪奏于地,只有在皇帝开恩时才得赐坐。赐坐的坐具只有小杌子与板凳,低矮简单、形制单一,与皇帝坐具的繁杂多样、丰富多彩有天壤之别。同为汉人立国的宋代,南宋朝廷内的陈设,除皇帝御前所用外,无不是成套成对的金漆椅具,连人臣待朝之处亦如此陈设。明代的典章制度虽直追唐宋,但人臣在宫廷的坐具却远瞠其后。与此同时,明代内府太监取得坐具相对容易,还可坐着不需钦赐的"人抬杌凳"横行宫禁,地位远高于人臣。由坐具差异可看出,明代君臣之间"君尊如天,臣卑如地"的现象非常明显。

韩愈与儒家臣道观之演变

韩愈的臣道观主要来源于荀子和董仲舒的思想。通过“颂圣”和“罪己”,韩愈在思想主张和政治生活中积极践行“君尊臣卑”的臣道观,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韩愈臣道观中的积极因素被宋代理学家所挖掘和弘扬,成为激发他们历史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重要思想资源;但韩愈所承袭的荀、董一派的臣道观明显背离了孔孟正统,是导致其被一些宋代理学家所诟病的重要原因。

董仲舒《春秋繁露》臣道观与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

儒学，尤其是荀子和汉初儒家的政治理论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显的悖论。他们都强调只有“分”，即将社会成员区别成贵贱尊卑的不同层次，才能实现“群”，也就是形成较为合谐的人类社会。并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赋予君主以凌架于社会成员之上的、较强有力的地位...

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

集议是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对主题性话语的讨论。这时集议程序就变成了一个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便是“尊君卑臣”。秦朝集议无处不显现出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试图建立的乃是绝对的专制皇权。汉初统治者则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将“礼”大规模引入集议中,突出“皇帝之贵”,侧重的是君臣之间等级区别和身份高低。

皇权下的师道尊严——中国古代经筵坐讲立讲之争

中国古代经筵是为帝王研经读史而专设的御前讲席。御前讲席非常特别,"君""师"同席,"治统"与"道统"直接冲突,因此经筵中为帝王讲课的经筵官是坐讲还是立讲,备受争议。尤其是在两宋时期,争论异常激烈。坐讲论者主张"尊师重道"。立讲论者强调"君尊臣卑"。历代帝王对此多采用折中态度,既得到了崇儒重道的名声,又得到了尊君卑臣的实惠。

从君臣譬喻说君尊臣卑

现在流行的发扬国学和尊孔思潮，单方面张扬仁者爱民、社会和谐，有些学人压根否认传统社会是君主专制，放言是“中国式的民主”，这些人很少涉及传统思想观念中的君尊臣卑问题。君尊臣卑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是君主专制的基础。

思想汇流与子学时代的终结——读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汇流,以适应帝国时代的到来。黄老学派主张邦出乎"一道"而反对"二道之邦"。法家在"尊君卑臣"的原则上提出"一教"概念和"以力胜智"的主张,成为秦始皇"焚书"的思想基础。先秦儒家有久远的"主智"传统,秦汉以后其政治性格发生了"法家化"的基本改变。从统一思想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说与法家的"燔诗书"并无本质区别。由于思想汇流的完成,子学时代遂被经学时代所取代。在一个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中,是皇权而不是思想家成为推行思想统制政策的真正元凶和最后根源。

论汉初儒学政治性格的基本转变

先秦儒学的政治性格是以“三代之治”为其精神源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不适应以法家学说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在汉初儒生通过对儒学进行法家化的改造,“援法入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并提出“三纲”、“德主刑辅”的思想,实现了政治性格的转变,从而完成了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契合,并实现了儒学的制度化。

论中国古代刑法篇目编纂的理念与标准——兼谈秦汉后法典“以罪统刑”说的片面

秦汉以后刑法篇目或法典编纂的“以罪统刑”说存在片面性。在秦汉律的法篇续造中,部分篇目具有以罪统刑的特征,但根本上以“完成行政事项”为需求。自曹魏律始,罪的主体、行政事项、罪的行为性质等逐渐成为刑法典篇目编纂的三重标准,其中,只有罪的行为性质跟以罪统刑关系密切。三重标准在历代刑法编纂中权重有异,随君、臣、民三者关系的变迁而变化。以罪的主体为编纂标准的篇目历代数量变化不大;以罪的行为性质为标准的篇目在开始比重最高;以行政事项为标准的篇目,随着君尊臣卑、君主臣仆关系的确立,其数量逐渐超越以罪的行为性质为标准的篇目。

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评崇祯帝的用人政策

史学界对崇祯帝的评价历来存有歧见。本文认为,崇祯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他为挽救明朝免于覆亡而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特别是他在用人制度上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至于明朝的灭亡,客观原因是根本的,当时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中兴之主。当然,崇祯帝对于亡国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方面,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明王朝的悲剧,因为在他身上,充分地表现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历代皇帝的致命弱点,即君尊臣卑,刚愎自用,猜忌多疑。

論《史記》與法家

法家是戰國秦漢之際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發揮重大作用的一個學派,以'整齊百家雜語'爲學術使命的司馬氏父子對法家學説作了深入充分的研究。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説法家'嚴而少恩',認爲'法家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但是他隨後又説:'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這大體上確定了司馬氏父子評價法家的基調。司馬遷爲法家所寫的傳記主要是《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在《秦始皇本紀》、《商君列傳》、

解答与讨论问题

要瞭解漢武帝在當時為什麽獨尊儒學,必須從他學說的内容、所代表的階級性,及舆其所處時代的关系方面來看覀兯等寮覍W說的形成,是以封建的等級制度与宗法的財產繼承制度為基礎的,它是為維護旣經破壤的封建秩序而服務的,所以儒家學說的主要內容,就是以親親尊尊的倫理觀念為中心以‘禮’為標準來维護封建社會的等級身份制度的。親親尊尊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君臣父子間的等級身份与相互關係,是以禮為準則‘禮,經团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沒有禮的維持,則父子君臣之間的正當關係,就要破壤:‘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這樣天下便大亂了。儒家學說,旣是講尊卑等級,

介绍几种关于唐甄的资料——杨宾的“唐铸万传”、“唐铸万潜书序”及其他

唐甄(1630——1740)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在君尊臣卑、男尊女卑和重农轻商被看作天经地义的封建时代,不顾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迫害,大胆的提出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反对人与人的不平等、反对男女间的不平等的主张。例如,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总是把封建皇帝说成“真命天子”、“天生圣人”来欺骗人民,而唐甄却认为“人之生也,无不同也”;“天子虽尊,亦人也”;“非天神大帝也”。又如,封建统治者总是认为农是本业,而工商皆未。说什么“腾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商贾其下也”;“民之为道也,士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夫贾为下,牙为尤下”。但唐甄却不仅经常“农、商”、“田、市”并举,而且曾全部出卖了仅有的几十亩田地,专门经营商贩、开牙行。

东汉儒家忠君观念的强化

西汉崇儒，但未重视忠君问题。东汉强化忠君观念，在理论方面主要是扩充了天人感应学说，用谶纬符瑞来论证刘姓王朝的合法性，深化君尊臣卑的观点来论证忠君的必然性；其次，在史学中构筑刘姓正统的意识形态，树立扬忠抑逆的历史观。在实践方面，更重视儒学的教育；选官时注重对气节的要求，完善了孝廉取士制度。东汉儒家忠君观念的强化，既表现为汉末时对其政权的支撑作用，同时，在清议的第二次变化中，出现了以反君的方式表达忠君实质的矛盾现象，标志着东汉儒家忠君观念达到了高潮。

汉初儒学政治性格的基本转变——汉初儒学的法家化

先秦儒学的政治性格是以“三代之治”为其精神源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不适应以法家学说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在汉初儒生通过对儒学进行法家化的改造,“援法入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并提出“三纲”、“德主刑辅”的思想,实现了政治性格的转变,从而完成了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契合,并实现了儒学的制度化。

“缘饰术”发凡

“缘饰术”是一种讨赏的技巧,大抵属于“逢迎术”的一种,其基本规律是颂扬上司的一切法度为科学合理,早在西汉,公孙弘就已成大家.公孙弘以前,赵高也深得逢迎之法.然考赵高事迹,专攻方向是“导上为非”,即引导上司做坏事,如以“天子称朕,固不闻声”的理论导引秦二世不与大臣商议大事;以“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的思想劝说秦二世享乐无休,等等,其出发点则别有用心,是“欲为乱”.“缘饰术”的要义不在于此,它也讲理论,但只使用于上司作出决定以后,作为论证“合乎事理”的材料。

我国古代美发絮谈

从远古到明清,中国一直是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大国,非常具有自己的文化风格,随着文明的演变,发型也在演变。充满艺术与装饰趣味的古代发型,也是中国发型的精髓所在。 从“羊大为美”说起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什么是美时,说:“美,甘也,从羊,从大,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我国古代人把美与善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