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日本士大夫与朝鲜朝使臣交友中的“情”与“泪”--兼与夫马进教授商榷

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以朝鲜朝通信史元重举与燕行使洪大容为例,探讨清代中、日、朝鲜三国士人不同的“情”世界,认为朝鲜朝使者在日本与中国都与当地的文人保持着深厚的情谊,注意到中、日两国人为情流泪的情况,而朝鲜朝文人很少流泪,并认为朝鲜朝使臣这种极力抑制的精神来自“朱子学的精神”等。通过对当时中、朝、日人士交往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士人自古以来即有“生离死别”与“黯然销魂”的感情,他们在为朝鲜朝朋友送行时的泪眼,都是对这种离别文化下发自内心的自然反应;燕行使所交往的中国士人多为南方人,他们在心底隐藏着“双重的离别”,极易引起感情的强烈共鸣,以至“掩泣汍澜”;燕行使臣所感知到的中国士人“稍过”的离别泪眼,既是真诚的,也颇具表演性;朝鲜朝文人也具有丰富的感情,也经常泪眼濛濛,但很少当众流泪;朝鲜朝通信使在日本有着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不屑于同日本人谈艺论学,只是机械、漠然地应付各种接待仪式。三国人士之流泪与否,与“朱子学的精神”等没有直接的关联。

李斯特钢琴改编曲《弄臣》的创作风格及演奏技巧

李斯特作为匈牙利著名演奏家、作曲家、钢琴家,一生创作了大量钢琴作品,对推动世界钢琴艺术的健康发展拥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他凭借独特的钢琴表现手法,巧妙融合《弄臣》原曲的戏剧张力与钢琴的独特韵味,展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文章结合钢琴改编曲《弄臣》的创作背景,深入分析其创作风格与演奏技巧,再现李斯特的音乐艺术特色和丰富情感,以及该曲目在钢琴音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从五大臣出洋看晚清小说中的“西游”想象

1906年至1911年间,晚清小说家对五大臣几乎清一色地作西游化、妖魔化等艺术处理,这是公使形象书写史上的别样呈现。晚清小说对五大臣形象的刻画,妙趣横生且极具寓言化特色,整体追求内在的“荒诞”与“怪、奇、丑”等审美观念,这与立宪幻梦破灭后形成的巨大落差不无关系。小说家普遍对之进行充满丑恶的描写并非偶然,正反映了彼时国民迫切打破封建专制束缚的心声。深究五大臣被晚清小说家塑造为“跳梁丑角”,乃至不断被妖魔化的成因,不仅在于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及其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也在于报刊媒介对其的持续关注与负面报道。五大臣的文学形象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学小说人物的多元构成,也是百余年来我们探寻民族复兴之路的一个缩影,彰显了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背逆归顺:《魏书》对入北南臣的形象构建及评价

入北南臣是指原本仕于东晋南朝,后归附北朝,政治立场发生转变的南方臣子。《魏书》从维护北朝正统性的角度出发构建入北南臣形象,主要书写内容包括“复仇形象”和“扬武抑文”两个方面。塑造“复仇形象”是为了凸显北南统治者的霄壤之别,在对比中巩固北魏的正统地位。强调“扬武抑文”则是史家奉北为正朔的观念投射,同时也蕴藏着鲜卑统治者缄之于心却无法宣之于口的自卑感,而南臣的投效恰逢其时地满足了鲜卑政权被认可的需要。因此,在《魏书》的评价体系中,“归诚之功”也取代其他功业成为评价入北南臣的核心标准,入北南臣的形象构建最终成为彰显北朝“膺箓受图”正统所在的重要载体。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晚清使臣西洋观剧再考

晚清使臣和他们的随员在西洋“看戏”,实为中国人较早接触西方文学的重要史实。因缺乏语言能力或文化基础,他们的观剧录往往成为令人费解的“天书”,因之被学界长期忽略。运用国外电子文献数据库综合考析,可知晚清使臣李凤苞所观西洋剧为《睡美人》,张荫桓所观为《迷娘》《不可告人》《科西嘉弟兄》等三部剧,张德彝所观为《地狱中的俄耳甫斯》《恶魔》《新欢旧爱》《罗蕾莱》《穷汉乔纳森》《圣女贞德》《蚱蜢的报复》等七部剧。这些事实的揭出,可以补足19世纪中西文学关系史中缺位的中国人面向,富有学术价值与意义。

年轻学者勿轻言中国无奴隶社会——读《臣、小臣与商周社会》的一点意见

《臣、小臣与商周社会》一书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臣”不是奴隶,而是“长”,其身份不低。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也是很不全面的。实际上,先秦时期存在着众多奴隶,奴隶除可称为“臣”外,还有其他不少称呼。这一点从西周金文资料清楚可见。此外,奴隶社会还有不少其他标识。郭沫若等老一辈学术大师认为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我们的年轻学者不应轻言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

歌功颂德与关注现实:唐代词臣应制诗的创作活动

应制诗多为古代臣僚奉皇帝之命所作、所和之诗,因其题材和内容受到严格的规定,所以它们往往被贴上无甚真情实感和艺术价值的标签。应制诗创作目的的特殊性,导致唐代应制诗与唐诗发展不一样的轨迹。唐代应制诗的发展轨迹是先盛后衰。应制诗在初唐即达到顶峰。盛唐由于大量宫廷应制诗人被流放,从创作者数量的角度来看,盛唐应制诗人大量减少,直接导致盛唐的应制诗无论是总量还是年均创作数量都远少于初唐。中晚唐应制诗的发展急剧陷入低谷。唐诗的发展轨迹则经历准备、成熟和繁荣的阶段,且繁荣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唐代重要词臣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陪同皇帝赋诗、唱和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从题材和内容来看,唐代词臣创作的应制诗多是歌功颂德之作,但初盛唐仍然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关注现实、风格清新的应制诗。

明代常州理学名臣徐问研究

徐问,常州府武进县人,明中叶理学名臣。徐问幼承家学,受父亲徐玉影响至深。他于弘治十五年(1502)得中进士,仕至南京户部尚书。徐问清节自励,廉介不苟,位居脂膏要职却不私取一钱。他爱养百姓,救灾恤患,悉尽心力。巡抚贵州期间,他抚剿并用,平息数起苗民煽乱事件,对武胄之地贵州的治理有真知灼见。徐问还是明代重要的理学家,他倡明理学,以礼让振扬士风,治内创办书院和儒学射圃亭,引导风俗归于教化。他学宗朱熹,粹然造道,批评王守仁心学,时与一众理学名贤质究义理。徐问是朝廷嘉纳、士林推重、乡人钦慕的学官,他的政与学通过其传世著作得以呈现。徐问是廉政学习的典范,他粹然向进、勤笃精研的理学志趣与实践对后世学者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基于TLR4/NF-κB和Nrf2/p62通路研究三臣散对幼鼠肺部炎症的抗炎及抗氧化作用机制

目的:基于Toll样受体4/核因子κB(TLR4/NF-κB)和核因子E2相关因子2/泛素结合蛋白p62(Nrf2/p62)通路研究三臣散(SCP)对脂多糖(LPS)诱导的幼鼠肺部炎症的抗炎及抗氧化作用机制。方法:将76只雄性Wistar幼鼠随机分为空白组(n=12)和造模组(n=64)。造模组幼鼠通过LPS经口气管滴注诱导肺部炎症,将造模后幼鼠随机分为三臣散高剂量组(HSCP组)、三臣散低剂量组(LSCP组)、地塞米松组(DEX组)和模型组(Model组),每组16只。HSCP组大鼠给予0.10 g/mL SCP灌胃,LSCP组给予0.05 g/mL SCP灌胃,DEX组给予0.025 g/mL地塞米松灌胃,Model组和空白组给予1 mL/100 g羧甲基纤维素钠(CMC-Na)溶液灌胃,2次/d。分别于第2、4天末次给药后24 h取材(n=8)。取材后先行肺部病理切片检测造模是否成功,各组取12只(第2、4天各6只)造模成功幼鼠进行后续指标检测。观察幼鼠的一般情况、体质量,检测凝血四项、血常规,HE染色观察肺组织病理情况,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下丘脑发热中枢介质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炎症因子的含量,检测肺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和丙二醛(MDA)含量,免疫印迹法检测肺组织中TLR4、IκBα、p65和Nrf2、p62蛋白表达水平。结果: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幼鼠肺部在第2天出现大量炎症细胞浸润,肺泡结构破坏,肺泡壁出现透明膜,肺泡壁增厚、融合,支气管有片状渗出物;第4天肺泡壁增厚加重,肺泡数量减少,肺间质纤维化。与模型组比较,HSCP组、LSCP组、DEX组幼鼠肺部整体损伤程度更低,其中HSCP组最低。第2天,模型组幼鼠中性粒细胞数、前列腺素E(PGE)、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TLR4表达量、MDA含量均高于空白组(P<0.05),环磷酸腺苷(cAMP)、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均低于空白组(P<0.05);第4天,模型组幼鼠中性粒细胞数、PGE、IL-6、白介素-4(IL-4)、白介素-10(IL-10)、TNF-α、MDA含量均高于空白组(P<0.05),cAMP、TGF-β、IκBα、SOD水平均低于空白组(P<0.05)。第2天,HSCP组幼鼠cAMP、TGF-β高于模型组、LSCP组和DEX组(P<0.01或P<0.05),PGE、IL-6、TNF-α、IL-4、MDA含量低于模型组、LSCP组和DEX组(P<0.01或P<0.05);HSCP组幼鼠IL-10高于模型组(P<0.01),TLR4表达量高于LSCP组、DEX组(P<0.05);DEX组幼鼠TLR4表达量低于模型组(P<0.05)。第4天,HSCP组、LSCP组和DEX组幼鼠cAMP、IL-10、TGF-β高于模型组(P<0.05或P<0.05),中性粒细胞、PGE、IL-6、TNF-α、IL-4、MDA含量低于模型组(P<0.05或P<0.01)。各组幼鼠第4天TLR4、IκBα蛋白相对表达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SCP可以减轻LPS诱导的幼鼠轻型肺部炎症,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TLR4/NF-κB通路下游的炎症因子来抑制炎症反应,以及激活Nrf2/p62通路调控与氧化应激相关的因子来抑制氧化应激反应。

浅释“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历代医家均围绕《黄帝内经》中膻中如何“喜乐出焉”一句有所发挥,现代学者多集中于膻中穴调畅情志的应用研究,而对膻中本身与喜乐联系的探讨较少。本篇系统梳理膻中相关古今文献,提炼其“喜乐出焉”之机理,认为喜乐由心所主,膻中官位臣使,代为传达,而其作为臣使之官,借由气和、志适、血畅之特性,共助宣达喜乐。其中气和乃言膻中为气海以汇聚诸气而传导信息、志适强调其内里清虚空静不耐邪扰、血畅则言其宣通血脉以防气滞及传变,三者任一失常均可影响喜乐的正常传达。除膻中穴的应用研究外,着眼膻中本身探求喜乐不节之病因,或可在情志类疾病的病机认识上裨补阙漏。

明代大臣王德完治国思想蠡测——以其奏疏为中心

王德完为明万历时期大臣,历任兵科、户科、工科给事中,仕途虽短,但所上奏疏较多,涉及面广,且多能针砭时弊,从中即可一窥其治国思想。内政方面,因议立太子而被卷入国本之争,仕途几乎断送;面对朝廷沉重的财政压力与军费开支,所秉持的理财理念仅限于开源与节流;对日“封贡”及平“奢安之乱”上,能够提出正确的对策,显示出在边防战略上的前瞻性;而救民奏疏数量尤多,体现出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究其奏疏之多的原因,在于万历时期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及言官地位的提升。王德完频繁上疏直言,亦是明代中后期君臣冲突的政治缩影。

《淳化阁帖》君臣卷编次辨析——兼论卷五《诸家古法帖》

《淳化阁帖》君臣卷的内容编次,自明清以来颇受诸家诟病,至清高宗时期出《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并释文,以史书编纂之体例纠正其中乖舛。但是《淳化阁帖》君臣卷编次,虽有不精当之处,而其作为类书的形式本有自身的辑录逻辑,且大体并无不妥。而卷五《诸家古法帖》虽然驳杂,亦有习惯上之通例。

论《文选》五臣注的特征与价值——以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为例

本文以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为中心,研讨《文选》五臣注阐释阮籍诗歌的特征。与《文选》李善注相比,五臣注用语浅显精炼,侧重揭示阮诗题旨及典故的创造性化用,契合了科举士子及普通读者之需求。与沈约注相较,五臣注处处比附时事有破坏阮籍诗沉挚蕴藉美感之嫌,但阮诗阐释方式的重大转变实则始于五臣,其独特价值体现在:其一为开拓以史实证阮诗的注释方法;其二令阮诗阐释向重讥刺的路径发展。

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因明论

从印度因明到藏传因明和蒙传因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蒙古族佛教大师用梵文和藏文著书立说实为普遍,用“宗教蒙古文”(梵译蒙,藏译蒙)遗存下来的因明著作成为绝世经典。蒙传因明的造论师有松巴堪布益西班觉、阿拉善丹达拉然巴阿旺丹德尔、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等。其中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是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时期的蒙古族杰出的喇嘛学者,为蒙藏文化交流及蒙古族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多学科领域都有杰出的成绩,被国内外研究者尊称为蒙古学问家、文化活动家、佛教文学家、佛教哲学家、因明学家、翻译家、出版家等头衔。本文从“因明学”(印度逻辑)视角,主要介绍了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造论的内明或佛教哲学、论辩哲学相关著作,还有因明入正门论的因明论式,因明语法,诤正理论研究的佛教因明论著。本文对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在佛教理论中解释并传扬古印度“因明学”的思想,释论陈那因明逻辑,传承法称因明逻辑研究方面进行了阐述。

“家”还是“国家”:西周春秋君臣秩序的演变--基于称名方式的考察

从称名方式的角度观察,周代君臣秩序存在变化,并非完全等同于家族秩序。西周时期,王命称名方式以私名和官名为主,此时君臣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家族秩序。春秋时期,王命多见亲属称谓,君臣秩序中“家”的因素大大加强。这一变化的动力在于权力下降的周王室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借用亲属关系加强其与地方诸侯国的联系,凝聚周人共同体和区分华夏、戎狄。将血缘视作一种“策略”,为进一步深化先秦家族组织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词臣久任:清中期中枢权力格局特点探析(1735-1861)

清代康雍乾时期,由于学习汉文化的需要,几代皇帝非常重视对具有文学艺术才能之词臣的选拔,由此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词臣群体。这些词臣和皇帝关系密切,跻身高层,并成为中枢决策机构中一种持续稳定的政治力量,甚至领衔中枢,对清朝军政要务的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清代中后期中枢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

燠溽·惩处·超越:宋代谪宦的岭南书写与君臣博弈

宋代谪宦从庙堂馆阁贬至重译岭南,伴随着生活场域的巨大转捩,其身心遭罹前所未有的燠溽痛苦体验。而这一历程中亦蕴蓄着诸多权力话语:一方面是宋廷以此作为威逼、惩处和笼络同化谪宦的手段;另一方面则是忠鲠不挠的谪宦们从物理、心理和精神境界等角度对身心遭遇进行抵御、消解和超越的过程,凸显出宋廷与谪宦之间参错重出的权力统治与反抗斗争的博弈关系。

明清时期赴华身故越南使臣研究

明清时期,中越两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奉命北使多被越南文士引以为荣,然而朝贡出使却潜藏着种种人身风险。有的越南使臣由于积劳成疾、病剧不治、交通意外、政局动荡等原因,不幸丧亡于中国。对使华身故的越南使臣与随行人员,明清朝廷依例遣官治丧、谕祭赐赙、置地安葬或派人护送棺柩回国,越南亦按例赐祭、追赠官爵,递运其棺柩归贯安厝。这既体现了明清“体恤远人”的一贯原则,又反映出中越两国为维系朝贡体系所承受的较大负担。由此可理解中越朝贡关系政治需求的实质,以及出使一事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荣辱与共的多维属性。

秦法“真-夏”身分秩序与臣邦统属关系——兼析刘敬“和亲”策略中的“风谕以礼节”

三代以来,华夏形成了以婚姻方式缔结与异姓国家政治统属关系的传统。身居西戎的秦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在经营巴蜀等臣邦的过程中采取了类似做法,通过塑造“真”与“夏”的身分秩序实现化夷为秦的目标。后来,刘敬也基于此种观念提出和亲匈奴。他十分清楚汉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格外强调对匈奴“风谕以礼节”,使之树立政治统属关系与宗法等级秩序同构的观念。长时段看,秦法中“真夏”的身分构建与刘敬的和亲政策都源于华夏文化中的“亲亲”“尊尊”意识,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意识的创新性实践。特别是后者不仅在促使匈奴进入华夏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后世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