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晚清使臣西洋观剧再考

晚清使臣和他们的随员在西洋“看戏”,实为中国人较早接触西方文学的重要史实。因缺乏语言能力或文化基础,他们的观剧录往往成为令人费解的“天书”,因之被学界长期忽略。运用国外电子文献数据库综合考析,可知晚清使臣李凤苞所观西洋剧为《睡美人》,张荫桓所观为《迷娘》《不可告人》《科西嘉弟兄》等三部剧,张德彝所观为《地狱中的俄耳甫斯》《恶魔》《新欢旧爱》《罗蕾莱》《穷汉乔纳森》《圣女贞德》《蚱蜢的报复》等七部剧。这些事实的揭出,可以补足19世纪中西文学关系史中缺位的中国人面向,富有学术价值与意义。

年轻学者勿轻言中国无奴隶社会——读《臣、小臣与商周社会》的一点意见

《臣、小臣与商周社会》一书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臣”不是奴隶,而是“长”,其身份不低。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也是很不全面的。实际上,先秦时期存在着众多奴隶,奴隶除可称为“臣”外,还有其他不少称呼。这一点从西周金文资料清楚可见。此外,奴隶社会还有不少其他标识。郭沫若等老一辈学术大师认为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我们的年轻学者不应轻言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

歌功颂德与关注现实:唐代词臣应制诗的创作活动

应制诗多为古代臣僚奉皇帝之命所作、所和之诗,因其题材和内容受到严格的规定,所以它们往往被贴上无甚真情实感和艺术价值的标签。应制诗创作目的的特殊性,导致唐代应制诗与唐诗发展不一样的轨迹。唐代应制诗的发展轨迹是先盛后衰。应制诗在初唐即达到顶峰。盛唐由于大量宫廷应制诗人被流放,从创作者数量的角度来看,盛唐应制诗人大量减少,直接导致盛唐的应制诗无论是总量还是年均创作数量都远少于初唐。中晚唐应制诗的发展急剧陷入低谷。唐诗的发展轨迹则经历准备、成熟和繁荣的阶段,且繁荣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唐代重要词臣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陪同皇帝赋诗、唱和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从题材和内容来看,唐代词臣创作的应制诗多是歌功颂德之作,但初盛唐仍然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关注现实、风格清新的应制诗。

明代常州理学名臣徐问研究

徐问,常州府武进县人,明中叶理学名臣。徐问幼承家学,受父亲徐玉影响至深。他于弘治十五年(1502)得中进士,仕至南京户部尚书。徐问清节自励,廉介不苟,位居脂膏要职却不私取一钱。他爱养百姓,救灾恤患,悉尽心力。巡抚贵州期间,他抚剿并用,平息数起苗民煽乱事件,对武胄之地贵州的治理有真知灼见。徐问还是明代重要的理学家,他倡明理学,以礼让振扬士风,治内创办书院和儒学射圃亭,引导风俗归于教化。他学宗朱熹,粹然造道,批评王守仁心学,时与一众理学名贤质究义理。徐问是朝廷嘉纳、士林推重、乡人钦慕的学官,他的政与学通过其传世著作得以呈现。徐问是廉政学习的典范,他粹然向进、勤笃精研的理学志趣与实践对后世学者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基于TLR4/NF-κB和Nrf2/p62通路研究三臣散对幼鼠肺部炎症的抗炎及抗氧化作用机制

目的:基于Toll样受体4/核因子κB(TLR4/NF-κB)和核因子E2相关因子2/泛素结合蛋白p62(Nrf2/p62)通路研究三臣散(SCP)对脂多糖(LPS)诱导的幼鼠肺部炎症的抗炎及抗氧化作用机制。方法:将76只雄性Wistar幼鼠随机分为空白组(n=12)和造模组(n=64)。造模组幼鼠通过LPS经口气管滴注诱导肺部炎症,将造模后幼鼠随机分为三臣散高剂量组(HSCP组)、三臣散低剂量组(LSCP组)、地塞米松组(DEX组)和模型组(Model组),每组16只。HSCP组大鼠给予0.10 g/mL SCP灌胃,LSCP组给予0.05 g/mL SCP灌胃,DEX组给予0.025 g/mL地塞米松灌胃,Model组和空白组给予1 mL/100 g羧甲基纤维素钠(CMC-Na)溶液灌胃,2次/d。分别于第2、4天末次给药后24 h取材(n=8)。取材后先行肺部病理切片检测造模是否成功,各组取12只(第2、4天各6只)造模成功幼鼠进行后续指标检测。观察幼鼠的一般情况、体质量,检测凝血四项、血常规,HE染色观察肺组织病理情况,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下丘脑发热中枢介质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炎症因子的含量,检测肺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和丙二醛(MDA)含量,免疫印迹法检测肺组织中TLR4、IκBα、p65和Nrf2、p62蛋白表达水平。结果: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幼鼠肺部在第2天出现大量炎症细胞浸润,肺泡结构破坏,肺泡壁出现透明膜,肺泡壁增厚、融合,支气管有片状渗出物;第4天肺泡壁增厚加重,肺泡数量减少,肺间质纤维化。与模型组比较,HSCP组、LSCP组、DEX组幼鼠肺部整体损伤程度更低,其中HSCP组最低。第2天,模型组幼鼠中性粒细胞数、前列腺素E(PGE)、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TLR4表达量、MDA含量均高于空白组(P<0.05),环磷酸腺苷(cAMP)、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均低于空白组(P<0.05);第4天,模型组幼鼠中性粒细胞数、PGE、IL-6、白介素-4(IL-4)、白介素-10(IL-10)、TNF-α、MDA含量均高于空白组(P<0.05),cAMP、TGF-β、IκBα、SOD水平均低于空白组(P<0.05)。第2天,HSCP组幼鼠cAMP、TGF-β高于模型组、LSCP组和DEX组(P<0.01或P<0.05),PGE、IL-6、TNF-α、IL-4、MDA含量低于模型组、LSCP组和DEX组(P<0.01或P<0.05);HSCP组幼鼠IL-10高于模型组(P<0.01),TLR4表达量高于LSCP组、DEX组(P<0.05);DEX组幼鼠TLR4表达量低于模型组(P<0.05)。第4天,HSCP组、LSCP组和DEX组幼鼠cAMP、IL-10、TGF-β高于模型组(P<0.05或P<0.05),中性粒细胞、PGE、IL-6、TNF-α、IL-4、MDA含量低于模型组(P<0.05或P<0.01)。各组幼鼠第4天TLR4、IκBα蛋白相对表达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SCP可以减轻LPS诱导的幼鼠轻型肺部炎症,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TLR4/NF-κB通路下游的炎症因子来抑制炎症反应,以及激活Nrf2/p62通路调控与氧化应激相关的因子来抑制氧化应激反应。

浅释“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历代医家均围绕《黄帝内经》中膻中如何“喜乐出焉”一句有所发挥,现代学者多集中于膻中穴调畅情志的应用研究,而对膻中本身与喜乐联系的探讨较少。本篇系统梳理膻中相关古今文献,提炼其“喜乐出焉”之机理,认为喜乐由心所主,膻中官位臣使,代为传达,而其作为臣使之官,借由气和、志适、血畅之特性,共助宣达喜乐。其中气和乃言膻中为气海以汇聚诸气而传导信息、志适强调其内里清虚空静不耐邪扰、血畅则言其宣通血脉以防气滞及传变,三者任一失常均可影响喜乐的正常传达。除膻中穴的应用研究外,着眼膻中本身探求喜乐不节之病因,或可在情志类疾病的病机认识上裨补阙漏。

明代大臣王德完治国思想蠡测——以其奏疏为中心

王德完为明万历时期大臣,历任兵科、户科、工科给事中,仕途虽短,但所上奏疏较多,涉及面广,且多能针砭时弊,从中即可一窥其治国思想。内政方面,因议立太子而被卷入国本之争,仕途几乎断送;面对朝廷沉重的财政压力与军费开支,所秉持的理财理念仅限于开源与节流;对日“封贡”及平“奢安之乱”上,能够提出正确的对策,显示出在边防战略上的前瞻性;而救民奏疏数量尤多,体现出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究其奏疏之多的原因,在于万历时期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及言官地位的提升。王德完频繁上疏直言,亦是明代中后期君臣冲突的政治缩影。

《淳化阁帖》君臣卷编次辨析——兼论卷五《诸家古法帖》

《淳化阁帖》君臣卷的内容编次,自明清以来颇受诸家诟病,至清高宗时期出《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并释文,以史书编纂之体例纠正其中乖舛。但是《淳化阁帖》君臣卷编次,虽有不精当之处,而其作为类书的形式本有自身的辑录逻辑,且大体并无不妥。而卷五《诸家古法帖》虽然驳杂,亦有习惯上之通例。

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因明论

从印度因明到藏传因明和蒙传因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蒙古族佛教大师用梵文和藏文著书立说实为普遍,用“宗教蒙古文”(梵译蒙,藏译蒙)遗存下来的因明著作成为绝世经典。蒙传因明的造论师有松巴堪布益西班觉、阿拉善丹达拉然巴阿旺丹德尔、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等。其中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是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时期的蒙古族杰出的喇嘛学者,为蒙藏文化交流及蒙古族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多学科领域都有杰出的成绩,被国内外研究者尊称为蒙古学问家、文化活动家、佛教文学家、佛教哲学家、因明学家、翻译家、出版家等头衔。本文从“因明学”(印度逻辑)视角,主要介绍了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造论的内明或佛教哲学、论辩哲学相关著作,还有因明入正门论的因明论式,因明语法,诤正理论研究的佛教因明论著。本文对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在佛教理论中解释并传扬古印度“因明学”的思想,释论陈那因明逻辑,传承法称因明逻辑研究方面进行了阐述。

“家”还是“国家”:西周春秋君臣秩序的演变--基于称名方式的考察

从称名方式的角度观察,周代君臣秩序存在变化,并非完全等同于家族秩序。西周时期,王命称名方式以私名和官名为主,此时君臣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家族秩序。春秋时期,王命多见亲属称谓,君臣秩序中“家”的因素大大加强。这一变化的动力在于权力下降的周王室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借用亲属关系加强其与地方诸侯国的联系,凝聚周人共同体和区分华夏、戎狄。将血缘视作一种“策略”,为进一步深化先秦家族组织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词臣久任:清中期中枢权力格局特点探析(1735-1861)

清代康雍乾时期,由于学习汉文化的需要,几代皇帝非常重视对具有文学艺术才能之词臣的选拔,由此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词臣群体。这些词臣和皇帝关系密切,跻身高层,并成为中枢决策机构中一种持续稳定的政治力量,甚至领衔中枢,对清朝军政要务的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清代中后期中枢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

燠溽·惩处·超越:宋代谪宦的岭南书写与君臣博弈

宋代谪宦从庙堂馆阁贬至重译岭南,伴随着生活场域的巨大转捩,其身心遭罹前所未有的燠溽痛苦体验。而这一历程中亦蕴蓄着诸多权力话语:一方面是宋廷以此作为威逼、惩处和笼络同化谪宦的手段;另一方面则是忠鲠不挠的谪宦们从物理、心理和精神境界等角度对身心遭遇进行抵御、消解和超越的过程,凸显出宋廷与谪宦之间参错重出的权力统治与反抗斗争的博弈关系。

明清时期赴华身故越南使臣研究

明清时期,中越两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奉命北使多被越南文士引以为荣,然而朝贡出使却潜藏着种种人身风险。有的越南使臣由于积劳成疾、病剧不治、交通意外、政局动荡等原因,不幸丧亡于中国。对使华身故的越南使臣与随行人员,明清朝廷依例遣官治丧、谕祭赐赙、置地安葬或派人护送棺柩回国,越南亦按例赐祭、追赠官爵,递运其棺柩归贯安厝。这既体现了明清“体恤远人”的一贯原则,又反映出中越两国为维系朝贡体系所承受的较大负担。由此可理解中越朝贡关系政治需求的实质,以及出使一事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荣辱与共的多维属性。

秦法“真-夏”身分秩序与臣邦统属关系——兼析刘敬“和亲”策略中的“风谕以礼节”

三代以来,华夏形成了以婚姻方式缔结与异姓国家政治统属关系的传统。身居西戎的秦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在经营巴蜀等臣邦的过程中采取了类似做法,通过塑造“真”与“夏”的身分秩序实现化夷为秦的目标。后来,刘敬也基于此种观念提出和亲匈奴。他十分清楚汉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格外强调对匈奴“风谕以礼节”,使之树立政治统属关系与宗法等级秩序同构的观念。长时段看,秦法中“真夏”的身分构建与刘敬的和亲政策都源于华夏文化中的“亲亲”“尊尊”意识,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意识的创新性实践。特别是后者不仅在促使匈奴进入华夏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后世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新范式。

臣辰诸器新考

陕西近年新出“臣辰”铭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商晚期风格。通过重新梳理分析臣辰诸器纹饰、器型并明确断代,结合铭文及传世文献,可推断“臣辰”所属族群在商周之际的世官性质和作为史官、小臣的历史地位。在铜器纹饰、器型风格、铭文所见历史活动和政治地位等方面皆体现出商周之际的连续性与传承性,该类型青铜器当为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产物。臣辰或为商周之际活跃于洛阳等地区,具有一定地位及影响力、直接听从于王命、履行史官职能的世官家族。

文本承袭和他者视角:明清朝鲜使臣的北京东岳庙书写

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留下了北京东岳庙有关建筑格局以及内部塑像、摆设等细节的描写,延续近五百年,展现出东岳庙的时代变迁。然而就记录文本本身,除了记述朝鲜使臣的实际见闻,还有参考中国文献的内容,更有借鉴和解读前辈燕行使臣的描述,并且存在不少承袭,也存在舛误。朝鲜使臣站在传统儒学立场观察东岳庙,选择书写内容,由此抒发情感,强调自身对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坚持。“燕行录”的记述更多反映出朝鲜使臣的文化意识,并受到明清朝鲜对中国认识变化的影响。

论越南使臣的“潇湘”书写——兼与日本和朝鲜半岛“卧游”比较

“潇湘”不仅是中国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还对汉文化圈中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文人的创作影响深远。在比较文学视域下,本文分析了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文人笔下“潇湘”书写的异同,探讨了越南使臣的书写的独特之处:一是对“潇湘景”有直观的体悟与描述,而非停留于遥想;二是对“潇湘神”书写中突破单一的引述考证而赋予更多想象;三是对“潇湘客”悲愁意象承继的同时又拓展了征人家国之思。文中指出中国潇湘文化在跨民族、跨文化传播接受中的差异化,越南使臣对“潇湘”的书写是中国文学范式与越南民族文化因素相融合的文学样式。

音乐与戏剧的统一——歌剧《弄臣》“承上启下”的第二幕之音乐戏剧性分析

三幕歌剧《弄臣》作为威尔第创作风格成熟的代表作,被认为是“用音乐写成的戏剧”。剧中鲜明的人物形象、强烈的戏剧冲突与多样的音乐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统一。其中,位于歌剧中间位置的第二幕在戏剧发展、角色形象塑造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且凭借多样的音乐形式成为本部歌剧的“轴心所在”。笔者立足于歌剧脚本和乐谱,从第二幕的整体结构和功能谈起,以“词乐关系”分析、场景分析为主要方法来探究歌剧第二幕中所体现的音乐戏剧性,旨在挖掘威尔第实现音乐与戏剧统一的具体手段。

"五大臣出洋"与《皇城新闻》对该事件的思索

五大臣出洋,对于当时的清朝而言,是举国家之力而兴国家之风。各国的媒体对于此事件也给予了关注,各类报刊的报道围绕着出洋,访问,再到归来执行,对出洋之事几尽所能。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人愿,特别是在晚清特殊时期。而对于此事,朝鲜的《皇城新闻》作为彼时朝鲜半官方的报纸也给予了重要的关注,从《皇城新闻》的报道上,可以看出清朝改革身后之事,及涉及的人物,亦可见清朝改革与否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