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真-夏”身分秩序与臣邦统属关系——兼析刘敬“和亲”策略中的“风谕以礼节”

三代以来,华夏形成了以婚姻方式缔结与异姓国家政治统属关系的传统。身居西戎的秦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在经营巴蜀等臣邦的过程中采取了类似做法,通过塑造“真”与“夏”的身分秩序实现化夷为秦的目标。后来,刘敬也基于此种观念提出和亲匈奴。他十分清楚汉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格外强调对匈奴“风谕以礼节”,使之树立政治统属关系与宗法等级秩序同构的观念。长时段看,秦法中“真夏”的身分构建与刘敬的和亲政策都源于华夏文化中的“亲亲”“尊尊”意识,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意识的创新性实践。特别是后者不仅在促使匈奴进入华夏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后世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新范式。

《法律答問》“外臣邦”獻疑

秦简《法律答问》中“外臣邦”之意向有争议。工藤元男指秦时外臣邦即汉时南越之属，其特点可由有关南越的记录得知；罗新认为是一切不臣之非夏人政治体。工藤元男之说很有影响，但以漠时情况比拟秦时状况本有其界限．且南越亦恐非典型外臣。罗新之说比较新颖，但是留有一些理论疑点。《法律答问》中“外臣邦”究竟何指，或尚待进一步研究：而汉朝“外臣”的一些性质，或可借史书等推知一二。

秦“道”制起源新论

战国时期,秦国在统一进程中,根据被征服地区的顺逆程度,对新征服的非秦族群地区采取置郡县直辖和设立附属臣邦两种模式。秦属臣邦在保留原有“王侯君长”的同时,设置官员进行监督导化,秦“道”制即起源于臣邦中的“道官”系统,并在臣邦秦制化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发展为管理非华夏族群地区的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从秦简文与封泥材料看,“道”即“導”,“道”制本意就是导化蛮夷,与交通道路无关。臣邦与“道”的主官为“丞”,意为辅佐,隐含“導”义,与县、都官主官称呼有别。

“属邦”发微

秦文字资料中的"属邦",其管理对象包括"臣邦",后者并非指的是战国时秦境内封国或臣服的诸侯。"属邦"与"诏事"是并存的中央机构,看不出二者有明确的演变关系。从"属邦"组秦器铭文出发,延伸到秦简牍、封泥、传世文献,可知秦境内的非华夏族群,曾在秦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真吏”新解

如何理解走马楼吴简中的“真吏”，关键在於如何解释“真”字。“真”并非真假之真，而是睡虎地秦简中“臣邦真戎君长”之“真”。依据秦筒相关简文，可知“真”是指华夏（秦与诸侯）之外却又已经在政治上归附华夏政权的所谓“臣邦”（或“内臣邦”），是与华夏之外并且尚未归附华夏政权的“外臣邦”（或“它邦”）相对而言的。吴简中的“真吏”，应是指那些出自土着族羣，而且在已经成为编户的非华夏族苇社区中担任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人。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他们享受不缴口算、复除徭役、不受年龄限制等等优待。

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

属邦是秦针对境内少数民族设置的管理机构,在秦统一六国前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管理归服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统一后,属邦与内史、郡平级,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秦统一前,在属邦之下由“臣邦君长”统辖“臣邦人”,袭用原有的统治方式;统一后,相应称谓变为“蛮夷君长”和“蛮夷”。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后,境内蛮夷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官吏行使管理职责,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道中蛮夷本有缴纳賨钱即免徭赋的政策,但随着时间演进,蛮夷被征发屯戍,实际上同于编户,故徼内蛮夷的编户化也逐渐达成。

秦漢邊地胡騎的使用——基於新獲史料與傳世文獻的再考察

邊兵構成中,胡騎的使用引人矚目。秦迄西漢,隨著胡人内附漸多,政府相關管理存在臣邦向屬國的調整變化。西漢後期以降,胡兵在邊郡的作用變得日益重要,且以涼州較爲突出。東漢王師出征,軍隊構成亦多出現胡兵爲主的情形。漢廷對胡騎使用的原因,既有技術因素,又有財政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