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隐《晋书》汤球辑本误录臧荣绪《晋书》考

先唐典籍引用不题撰者之《晋书》均指王隐《晋书》。入唐后,臧荣绪《晋书》影响力压王隐晋史,傲然居于先唐晋史之首,引用不题撰者之《晋书》皆指臧书。及贞观末房玄龄奉敕所撰《晋书》出,所引不著撰者之《晋书》又专指御撰晋史。后世学者或因疏漏或虽察觉而难以理清这一变化,将唐修《晋书》前之"不题撰者之《晋书》"史料全部归到王隐名下。这一现象从《文选》李善注开始萌芽,至《太平御览》井喷式涌现,这是王隐《晋书》汤球辑本失误之根源所在。以成书时间为限断,王隐《晋书》汤球辑本所载凡东晋成帝咸康七年之后事皆出自臧荣绪《晋书》,咸康六年之前事但辑录于唐修《晋书》之后的史料是否出自臧书已难以考辨。

中古天子五輅的想象與真實——兼論《晉書·輿服志》車制部分的史料構成

本文在考察五輅制成立過程的基礎上,重新審視《晉書·輿服志》車制部分的史料來源和形成經過。天子五輅真正從經典進入現實是在劉宋時期,晉志以及《唐六典》《通典》等文獻傳達了錯誤的信息。晉志的相關記載完全出於初唐史官之手,參雜有大量南朝後期制度。《晉書》編纂者將五輅制度强加於晉代歷史的做法,反映了隋唐時期的歷史認識,亦帶有强烈的現實意義。晉志五輅之外的部分主要繼承自臧榮緒《晉書》,對了解兩晉的輿服制度仍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另外,本文通過材料的比對,具體說明了晉志與《續漢書·輿服志》《宋書·禮志》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