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杰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开创性贡献

罗国杰教授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就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与发展而言,他呕心沥血积几十年之所成,带领团队矢志不渝地从事建设活动,并在理论与实践以及人才培养诸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极大地缩小了伦理学学科体系同其他相邻学科的差距,进而使伦理学学科得以无愧地立于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之林,发挥了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并为其培根铸魂的伦理妙用。

国家问责视阈下英国教师伦理自主: 演进形态、发展策略及启示

英国教师伦理自主经历了“充分的”自主、“被管制型”自主及“赋权增能型”自主三个阶段,根据教师伦理自主权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到其与国家问责同质依存和异质抗御的张力存在。为了缓解张力,英国政府在理念维度上进行“简政放权”,赋予教师专业自主权;在制度维度上由“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加强教师专业伦理制度化;在技术维度上实施政府“远程问责”,对教师实行隐性管理;在组织维度上“吸纳优秀教师”构建多元问责主体的治理网络,提升教师的伦理自主权。我国教师伦理自主发展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从建立赋权型政府入手,通过把握好问责惩戒力度,建立教师伦理自主发展的正向激励模式,构建包括教师专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问责制度等措施,以保障国家问责视阈下教师伦理自主权发展的适切空间.

论公共行政中的个人伦理自主性

人们通常将政府的腐败与低效归结为官僚机构中的个人的不道德。研究表明,尽管理性人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也会受到良心的约束,其行为的道德属性很大程度上跟他所处的环境有关。官僚体制造成个人对组织机构的绝对依附和个人责任感的丧失,对官员的伦理自主性产生影响。而要提高个人的伦理自主性,不仅在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而且在于个人自身伦理意识的加强。

制度主义、责任意识与伦理自主——关于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逆向思考

当前行政伦理问题研究存在的缺陷是:行政伦理问题界定过于宽泛,导致行政伦理建设途径设计的宽泛化。而且,这种途径设计集中到一点,就是制度化(法制化),制度化设计方式是解决行政伦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但不应该构成在行政伦理领域重制度、轻德性的充分理由,相反,我们应该提倡从制度———责任意识———伦理自主的逆向思维,培养和确立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这应该成为行政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也应该成为行政伦理建设的核心内容,广大公共行政人员应该切实树立"行政为民"的思想。

论行政人员的个人伦理自主性

个人伦理自主性是指当组织的目标偏离了公民的期待和公民的利益时,行政人员必须划分自己对组织的责任范围来保证对公民的责任,提倡个人伦理自主性。而强调个人伦理建设的意义,个人伦理自主性的培养则有赖于行政人员的个性、公共责任意识的培养和政府组织本身的变革。

行政人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自主

行政人与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并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附带着一系列的义务与利益规定。角色冲突、利益冲突甚至是道德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使得行政人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应从创设制度化的个人伦理生存空间、行政人对角色责任的清醒认识、弘扬行政人的个体独立人格、界定行政人的忠诚限度等方面帮助行政人找到既可保存公共利益又可保存自己人格完整的有效途径。

伦理自主与行政人外在和谐的实现

伦理自主性是行政人进行道德行为选择的前提和基础,行政人伦理自主性的养成一方面以其对行政工作与行政伦理的必然性认识为基点,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坚定意志为保障,同时合理的制度规范提供的伦理生长空间也是伦理自主性获得的重要外部条件。拥有了伦理自主性,行政人就具备了向"价值人"目标迈进的基础,就能超越以往"经济人"和"道德人"定位的各自局限,将其个体利益的实现蕴于对组织目标的追求中,以伦理自主性为动力,追求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进而达致行政人之间及其与公众的外部和谐。

论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及其提升路径

人性发展的客观需要、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消弭行政冲突决定了行政人员需要伦理自主性。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缺失，必然导致行政伦理失范，损害公共利益；权力自律不足，助长本位主义；治理职能弱化，削弱治理能力。提升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路径是：构筑先进的行政文化，构建“扁平型”“解制型”行政组织，构建权利救济、道德奖惩机制，提升行政人员的自身素质等。

行政伦理自主性及其建构研究

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行政人员都有可能在其行政行为中面临着上级不合理的决定和命令,这要求行政人员必须时刻保持伦理自主性,以维护公共利益。伦理自主性的实现途径包括: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组织文化建设以及行政人员道德品质的培养。伦理自主性有助于从根源上遏制行政腐败。

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生成、发展及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研究

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包含自主选择权利、自主选择能力和伦理价值取向三大要素,由行政自由裁量权和行政人员能动性共同孕育生成。它随着行政范式的嬗变而不断发展演变,在四大行政范式中经历了被摒弃压制、开始兴起、分离发展、全面深入发展四个阶段。在防止公共权力异化、根治腐败、深化现代道德治理,实现有效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个体伦理自主性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提出和运用旨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但在日常行政实践中往往由于过分追求效率而牺牲或引发了社会公正问题。为解决此问题,以前诸多学者主要从外部控制即制度完善方面来考虑的,而没有注意到从内部控制即个体伦理自主性建设的重要性,笔者试图从这方面来分析解决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公正问题。

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及其提升路径

行政人员是行政组织的雇员,更是社会公众的雇员。在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选择维护公共利益则有赖于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缺失,会助长本位主义、削弱治理能力、最终损害公共利益。应通过建设先进行政文化、优化行政组织结构、健全权利救济和道德激励机制,增强行政人员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意志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塑造民主自主型行政人格,提升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伦理困境与伦理自主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司法权力,但在实质上却是一种伦理裁判权。在特定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下,法官会面临着诸如事实认知、规范选择、组织人的伦理自主丧失等种种伦理困境。应当将法官的伦理自主确立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走出伦理困境的基本策略,并设计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科学合理的制度伦理机制。

论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

论述了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行为;分析了伦理自主性既是行政管理活动的需要,也是行政人员人性发展的需要,其来源是行政裁量权为行政人员提供的自主选择的空间;而伦理自主性的充分获得在于主体对行政伦理必然性的认识。

公务员个体自主性的伦理思考

公务员在行政组织中很容易出现“代理转换”的危险,从而导致公务员个体自主性缺失,当面临不道德的组织和组织的上级不负责任的行为时缺乏应有的道德责任感,丧失正确的判断力,甚至于以忠诚或服从为借口,从事非道德的行政行为。随着我国新公务员法的正式实施,彰显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培养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显得尤为紧迫,伦理自主性将成为公务员承担道德责任、有效抵制行政腐败的内在动力。

浅析行政管理与伦理自主性

当今社会的大多数政府仍然没有摆脱官僚主义的体制，在官僚制的机构里更多的是需要行政人员办理事务的高效率以及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因此，在官僚体制下，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会探讨官僚制对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影响，并会从制度和个人这两方面提出行政人员如何保持行政的伦理自主性。

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及其提升途径探析

保持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可以有效防治行政腐败。论文在探讨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内涵、分析当前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缺失的具体表现的基础上,从行政组织外部环境和个体内部两个角度,探究了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缺失的原因,进而提出提升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具体途径。

公职人员伦理自主性：现实困境和价值选择

本文由李文娟知情举报被打击、迫害事件入手，阐述料层组织内公职人员伦理自主性面临着效忠困境和料层制对公职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侵害，从“经济人”假设、“代理转化”角度解释伦理自主性丧失的原因。笔者认为，通过限定行政忠诚的限度，从不合理的盲从转向合理服从以期超越科层制，能够将伦理自主性落实至每个公职人员个体，并从本质上实现真正负责任的行政。

中国现代医疗消费主义的伦理反思

医疗消费主义是一种将医疗服务本身当做目的,并对其实行不正当消费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社会的政策只考虑医疗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效益,而不考虑社会整体的公平与公正;医方将医疗当做营利的手段,从而产生过度医疗、欺骗性医疗等行为;患者把医疗服务等同于健康,从而产生重治疗轻预防、过分地依赖医疗来维持健康等错误观念。消除当代中国医疗消费主义倾向,应保证社会医疗制度的公平、合理,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遵循诚信、真实、尊重和自主等伦理原则来推广医疗技术,引导民众树立理性的医疗消费观念,并通过现代传媒技术加强国民的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