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自传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以《地狱归来》案为视角

在当事人事前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前的司法解释将自传作品著作权归于特定人。但是由于作品创作方式的不同,著作权归属情况不应该是单一的。根据撰写者对自传作品不同的参与程度,自传作品著作权归属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特定人独自享有著作权、特定人和撰写者共同拥有著作权、撰写者独自拥有著作权。为了解决自传作品著作权归属时面临的问题,笔者也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完善司法解释、事前形成约定、注重对证据的保留。

论欧美华人自传体文学作品的女性个体生存观

当代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文学作家通过对人物心灵成长和生存奋斗的书写,展示了中国女性反抗命运,走向主体性自我的生命历程。作家的笔墨着重于个性化的生命历程和主动性的生存体验,阐发了一种全新的女性个体生存观,即通过对传统中国女性个体生存的超越,张扬主体性的自我,在最大的程度上达到现代女性独立人格的建树、自我形象的塑成和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

邹韬奋自传性作品中传记文学色彩的体现

文学技巧常常会对传记作品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传记体文学只有将文学性与史学性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称之为优秀作品。邹韬奋的几部自传类文学作品,正是将"史学笔法"与"文学笔法"较好地捏合起来。其作品文学色彩浓郁,又通过恰如其分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对人物、事件进行形象性的描写刻画,使得作品从整体看颇具戏剧性和情节性,从局部看语言风趣生动,使人读起来觉得情趣盎然。

两岸女性自传性作品比较研究——以《巨流河》与《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为例

齐邦媛的《巨流河》与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均为自传性作品,两本书所写内容背景具有相似性,有助于读者从不同角度对那段历史进行观照,虽然两本书均以个人回忆为基础,但是从中所展现的相异的叙述方式、对战争年代的灾难书写,以及作为民间述史的重要价值,都值得我们探讨。

论自传体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以第一人称为口吻描述的自传体作品,并不必须由自传人完成,他人也可参与到其中,提供创造性或者非创造性的劳动,这就导致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关键是,为自传体作品提供了创造性劳动的其他参与人,并不必然成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人。究其原因,是作品的题材,内容,人称上的特殊性以及社会习惯问题。另一方面,法律也不排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之间对著作权归属有明确约定,参与人有可能与自传人共享著作权,即成为合作作者。

欧美华人女作家自传体文学的文化视野

当代欧美华人女作家的自传体文学创作无论在对社会生活表现的广度上还是对现代人心灵开掘的深度上都有所突破,远远超出了自传体或者女性题材的限定。作者在对东西方文化的反思中完成了对历史的追忆和对现实的直面,经历了民族视角和世界立足点之间的徘徊,最终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了自觉的定位——以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坚持写作的“第三空间”。她们的创作无论对于纠正、完善东方文化在西方的镜像,还是对于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坚冰,发展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有意义的。

灵魂深处的书写与咏哦——读也果散文集《视线》

当我看到也果的散文集《视线》时,首先想到的是柴静的自传性作品《看见》。在《看见》里,我看见了柴静的个人精神成长历程和新闻事件背后的真实,以及她的深切体察和思考。在《视线》中,我能看见什么,感受到什么呢?

论欧美华人女作家自传性作品的不可靠性叙述

自传性写作是处于边缘位置的汤婷婷等欧美华人女性作家反抗主流话语、建构自我声音和形象的极为有利的武器。在她们的自传性作品中,不可靠性叙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叙述人记忆的不可靠。她们自传性作品中的个体记忆既是一个遗忘的过程,也是一个加工的过程,其目的都在缓解和消除男权社会带给女性内心的伤害和恐惧,维护和重建自我身份。其次,是隐含读者阅读中的不可靠叙述。在中西文化的双重冲击下,汤婷婷等欧美华人女作家自传性作品中叙述人与读者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她们的不可靠性叙述既可能拉大她们与读者的距离,导致读者的疏离;也可能迎合了某些特定族群读者的期待视野,缩短她们与这些读者的距离。再次,是互文性文本对比中的不可靠叙述。她们的自传性文本无论是对自己作品中故事的引入,还是对其他文学文本故事的引入,都在改写中彰显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与苦难抗争、让生命增值——论当代残疾人作家自传体作品的价值取向

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是作者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观和创作力的基本反映,也蕴含着作家个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对书写对象的把握以及对情感理想的寄寓。"把一切献给党""给陶庄人做点事情""不因空耗时光而羞愧""为灵魂寻找生命支点"等既体现了当代残疾人作家自传体作品主人公的人生追求,也揭示了这些作品"与苦难抗争、让生命增值"的价值取向。

20世纪俄罗斯域外文学中的自传性作品

20世纪俄罗斯域外文学中,曾出现过一系列自传性作品,其中'第一浪潮'中的自传性作品成就最为突出,主要有作家布宁、什梅廖夫的自传体小说,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自传性散文和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思想自传'等。这些自传性作品以其内容的真实、叙述风格的真切和作者心灵的真诚见长,无可非议地成为俄罗斯域外文学中最有价值和特色的作品类型之一。

当代残疾人作家自传体作品的叙事策略

“残疾”是残疾人作家的典型特征,是其自传体作品的叙事核心,是推动着作品情节发展的动力源;“残疾”既是作品的叙事对象,又为特殊的审美意愿所编码。纵观当代残疾人作家的自传体作品,残疾叙事的策略主要有三种:一是生理困境与心理体验的双向互动,二是生死思索与自我超越的交叉递进,三是身体残疾与社会病症的隐喻关联。

个人、对话与爱:自我叙述（英文）

本文主要运用皮尔斯符号学原理来探讨关于身份问题的叙述理论，同时也考察叙述对自我的建构过程。自我作为符号过程实体存在于意识的三个阶段，正好对应皮尔斯的三个现象范畴：肉体、社会与精神意识。笔者认为社会意识是一种双面的意识，由自我与非自我构成，该种意识通过“我和你”的关系得到体现。这种关系是自我叙述的基本模式。是了解、爱与叙述的基础。也即是说，爱别人的行为调节人对智慧的欲望，要了解自我则必须有爱。基于这个问题，笔者试图探讨蒙田的自传性作品《随笔录》，主要关注蒙田与埃蒂安·德拉博埃蒂间的友谊。这段友谊阐明了对话性的爱是一种构建自我的方式。也就是说，这种友谊创造了一种叙述话语，叙述自我通过这一话语能够获得个人身份，而这一个人身份则是群体自我的一部分。

署名权侵权行为的界定——以自传体作品和网络环境下署名权侵权行为为例

署名权作为作者表明身份的权利,旨在区分作品来源,是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人身权。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署名权的侵权行为,其中,对于自传体作品署名权侵权行为以及网络环境下署名权侵权行为的界定,学界存有较大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亦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对于自传体作品,唯有明确真正的著作权人才能界定对应的侵权行为;位于网络环境下,要在保持作品独立性的基础上对侵权行为进行区分。明确署名权侵权行为的界限,有针对性的打击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有助于警示潜在的侵权人,维护著作权管理秩序的稳定。

乔治·佩雷克的非典型自传

乔治·佩雷克是一位富于创新意识的实验型作家,他的自传《W或童年的回忆》模糊了传统自传的界限。其中真实的自传素材与虚构的荒诞故事杂揉,琐碎的细节承载着历史和人生的重负,冷峻的白描手法掩盖着奔涌的感情之水,在不言中言说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之轻、之苦、之重。

《斯蒂芬英雄:<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初稿的一部分》

《斯蒂芬英雄:<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初稿的一部分》(Sephen Hero:Part of the first draft of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44)是欧洲文学巨匠詹姆斯·乔伊斯名著《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或译作《青年艺术家画像》)第一版手稿的部分内容。这部小说含十二个章节,是乔伊斯的自传性作品,以斯蒂芬·迪达勒斯的早期成长经历为主线,表现了主人公的诗人气质,刻画了他从孩提时期到成年阶段的身心成长过程,并涉及斯蒂芬的家人、朋友,都柏林生活和天主教艺术等,在叙述手法上,比最终出版的《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更加生动、具体和详尽。对研究乔伊斯和《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具有尤其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