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式民族志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自传式民族志激发了传统民族志的发展潜力,以挖掘个体的内外在经历为素材,以研究者兼具“双重身份”为特征,以回归人本身还原社会文化意义为逻辑,活跃在多学科中。全球教育视野中,自传式民族志的研究者友好型优势,为教育研究揭示微观教育问题、剖析复杂现象成因和从实践中生成理论作出贡献,这一方式也能够作为课堂内容与教学方法推动教育实践创新。自传式民族志提升了教师的研究可行性与能力,帮助教师专业成长与学者化发展。然而,自传式民族志在我国的教育本土化中存在一定的局限,亟须从理论与方法两个基本向度加以完善。

自传式民族志:概念、实施与特点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志的传统研究模式遭遇种种诟病。受建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一些民族志者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个性化的尝试。自传体民族志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通过梳理国外近期相关论述,努力呈现这一新兴研究方法的相关概念、实施步骤及其特点。

自传式民族志的发展概况及其社会效用论析

自传式民族志属于质性研究的范畴,意指作者从"主体自我"和"自我反省"角度,通过研究自身生活经历与其所在群体的社会文化现象之间关系而生成的一种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梳理国内外关于自传式民族志的研究文献,从历史回顾、实施程序、表现特征等方面阐述它的发展概况,并着重分析这种叙事方法的社会效用。在此基础上,指出自传式民族志这种研究方法对推进现阶段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自传式民族志研究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翻译

对华裔美国文学中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的女性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其作品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上属于自传式民族志的研究范畴。通过对其作品中涉及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亲身体验和亲身经历,以及中国特色文化内容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以期为华裔美国文学的翻译提供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的自传式民族志研究

本研究运用自传式民族志研究方法,深入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从屋外发生的"故事"和屋内发生的"故事"两个方面对儿童游戏生活进行描述和阐释。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屋外的游戏空间、玩伴及时间正逐渐失去。正是屋外发生的"故事"为屋内"故事"的"趁虚而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将儿童推入了屋内电子媒介营造的世界,使得儿童逐渐失去了真正意义的游戏生活。为重建儿童游戏生活,成人需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游戏精神,为儿童游戏生活留下足够的游戏空间、寻回游戏玩伴、找回游戏时间,并为儿童展示一种合理的、可供模仿的电子媒介生活典范。

女性独游的意义阐释:基于自传式民族志方法

随着女性旅游者的增加、社会领域中女性话语权力争取与个性释放,女性独游成为业界与学界关注的现象。已有女性旅游研究多着眼于宏观现象,对女性独游的意义揭示及其背后的社会建构关注较少。鉴于此,文章在社会性别背景下,运用自传式民族志从微观层面对女性独游进行剖析,基于完整的个人故事自叙以及对旅游过程的启发式反思,得到女性独游意义的两个范畴解释:首先,主观意义范畴作为解释的主要方面,集中于对女性主体而言的感官凝视、个人成长以及价值累积,即:(1)向外的世界观扩展,建立广泛的联系;(2)向内的自我成长,自我确立;(3)一种对于整个生命历程的价值生成过程。其次,在社会性别语境范畴,女性独游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突破社会性别构建体系的手段,是女性主体主动争取"话语权力"的体现。该研究试图阐明女性在旅游中的自我探寻与意义层次,同时对自我民族志在旅游中的应用也有一定裨益。

基于自传式民族志的酒店服务创新研究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自传式民族志分析法,融入自己在酒店半年实习工作经历中的观察和反思,对当前五星级酒店创新服务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创新服务的ETF模型,即:将服务创新与移情性(Empathy)巧妙结合,将移情性与新科技(Technology)有机结合,抓住“她经济时代”(Female)消费趋势进行服务创新,并对三种策略进行了细化。

儿童民间陀螺游戏的经验价值阐释、当下意义缺失及教育启示

整体性游戏经验对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研究运用自传式民族志方法,从游戏精神、游戏生产与消费、游戏经验等方面,对比分析安场镇儿童民间陀螺游戏与当下儿童陀螺游戏。研究发现,安场镇儿童民间陀螺游戏蕴含丰富的游戏经验,是儿童出自本能的兴趣,彰显了儿童的主体精神;儿童是游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融合;儿童可以获得整体性游戏经验。与之相反,在当下儿童陀螺游戏中,儿童丧失了主体精神;游戏生产与消费分离,儿童只能作为游戏消费者;儿童仅仅得到碎片化体验。为了让儿童获得整体性游戏经验,需要从游戏精神、游戏生产与消费、游戏经验等方面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其中,游戏生产与消费的融合又是儿童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的关键。

具身田野中:身体视域下的自我与他者

本文采用“自传式民族志”的方法,回顾与反思研究者自身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田野调查的经验,以及知识生产的过程与脉络。有别于传统田野工作的“无性别化”“身体不在场”的经验视角,本文着重分析田野过程中研究者以身体的“具身性”为媒介,围绕“身体做了什么”以及“对身体做了什么”两个维度,去探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对田野经验的体认,检视作为女性研究者运用自传式民族志书写,达至对自我—他者关系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