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义论”:自传(传记)文学的叙事伦理

在自传(他传)叙事中,本论文主张伦理学的“正义独立于善的康德说”,即不对自传(传记)事实作目的论的解释,一个事实也许隐瞒比坦白更有利于传主或其亲属的生活,给他们带来所谓的“善”。但是这是违反自传(传记)文本真实性原则的错误观念,因此,论者在这里郑重提出了“事实正义”理论,以给步履唯艰的自传叙事提供诗学理论支持。当“事实正义”理论由自传中的自我叙述和叙述他者扩展到整个传记文学叙事的时候,其理论的实践意义更是毋容质疑的。

《道德经》英译的诗学伦理研究

译者在典籍翻译实践中往往轻视文本的诗学价值,诗学伦理研究正是针对译本诗学价值的理性反思。《道德经》诗学气质玄妙深远,译者如何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诗学气韵,对最终翻译质量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翻译伦理视角出发,描述与分析《道德经》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所采用的不同诗学伦理态度,能拓展典籍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斯蒂芬·茨威格自传话语模式论

20世纪西方自传话语可分为三大模式:1.古典模式;2.现代模式;3.后现代模式。茨威格的自传话语模式,既以古典话语模式为基调,却又具有了现代话语模式的某些特征。他强调自传的真实性,肯定自传存在的自我本体论特征,但是他又客观指出了自传难以达到绝对真实性的两大主因:一是人类根本就不具有可以信赖的真理器官;二是羞耻是每一种真实自传永久的对手。茨威格把自传分为了三个垒叠层次:以卡萨诺瓦为代表的原始阶段自传;以司汤达为代表的心理自传;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灵魂自传。茨威格不但认定了自传所具有的艺术美学价值,而且大胆提出了20世纪艺术美学的转向自传的预言。茨威格对隶属非虚构文学的自传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是20世纪西方自传话语模式的一次美学革命。总的来看,茨威格自传话语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优秀的自传要准确地描绘自己的生活,精确地展示自己的心理,但艺术家在表达自我时,不仅要寻求叙事方式和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显现自我在尘世之中的生命意义和伦理价值。

叶嘉莹词学研究的“兴发感动”说

在《迦陵论词丛稿》及叶嘉莹其他词学著作中,贯穿其中的重要理论是“兴发感动”说。因古代的文学批评受政教中心论影响,近代的词学又向诗学批评移位,新中国只行之以“人民性”、“现实主义”标准,所以此说的意义是使文学回到了原人意识和人学本位。“兴发感动”的具体论说本自刘勰、钟嵘,叶氏的独到之处是在实践此说时出之以认真和诚实。重视“感发之生命”在传达之际所形成的社会伦理价值,是此说的另一重要内容,叶氏认为伦理不应局限在客观评判上,要超越外表,应以纯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存在相衡,这是以真为善之基础,很有现实的针对性。

《礼记》伦理认知的诗学品格

《礼记》中的伦理范畴是和儒家的人生旨趣、人格理想贯通融合在一起的。《礼记》蕴含了儒家作为诗学价值基础的元话语、作为诗学思维框架的体验式思维格局以及作为诗学内涵的对于"他者"的体认。经由对于《礼记》"称情而立文"的认知原则的考察可以清晰厘定儒家早期伦理认知的诗学品格。

诗性正义与诗歌伦理——当代诗学本体论问题之三

诗歌从出现开始,就面临着一个价值评判的问题。“兴观群怨”中即包含了诗歌所承担的公共性的伦理职责;而后人喜欢以“诗”与“史”互鉴互喻,也体现了“历史伦理”作为诗歌正义诉求的一种原则。当代诗歌自然传承和担负了上述古老的价值,但同时,因为伦理与道德、价值与正义等这些概念均属历史范畴,在漫长的历史中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讨论诗性正义和诗歌伦理,便也成了一种历史的讨论。

论电影《卧虎藏龙》的东方美学观

国际知名导演李安的作品《卧虎藏龙》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用东方文化的观照，并在貌似不经意中把中国的传统美学、古典诗学融入其中，在世界范围内温和地让他者接纳了中华文化的思想、价值观等。本文就从东方“诗学”般的意境之美、东方的诗意和哲理的语言设置、东方的伦理价值观三方面来解读李安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

论台湾女性散文的诗学建构

与大陆散文创作相比较,当代台湾女性散文创作的乡愁与女性书写、宗教情致与伦理倾向是别有旨趣的,在散文诗学建构上也颇有建树。本文概述了台湾女性散文在思想、精神价值上的这种旨趣以及在现代散文诗学建构方面呈现出来的新的品质,揭示了这些品质所包含的现代散文诗学建构的具体内涵及其存在的缺失,并通过一些散文现象的分析,揭示了台湾女性散文创作求新求变、追求审美多样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