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自决权的法律属性与实现路径研究

“性别自决权”的出现冲击了建立在男女性别二元论基础上的传统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结构,使人们产生了性别自决权利是伪命题还是真权利的疑问。性别自决权利作为涵盖性别选择权、性别变更权与性别承认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权利束”,具有自然法路径上的正当性。在相关法律实践中,我国的性别权利实践兼具行政规范递进和司法裁判推动两个特征。域外一些国家则在性别变更须基于自由意志且不再需要以做变性手术为前提达成了一定共识。性别自决权兼具公法和私法、硬法和软法属性,是自然权利、基本权利和衍生性权利。出现新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专门立法,在性别自决权利的实现路径上,可行的模式是:依据“性别自决”现阶段的发展现状,以权利义务内容是否发生真正变化为出发点,承认“性别自决”的权利属性,对“性别”的基本概念进行法律解释,围绕性别变更的具体实现,优化权利的实现细节和司法救济渠道。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由“大数据杀熟”引发的思考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杀熟”给个人生活造成多方面困扰。个人信息自决权是有效规避“杀熟”的手段之一。有别于隐私权,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内涵体现为自主自决,是积极控制之权利,其保护对象是具有可识别性和关联性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一项具体的人格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所承载人格利益的特殊性。传统意义上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构造及其内容无法涵盖民事主体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利益。合理设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规范构造,要从权利义务主体、客体范围、权利义务内容三个方面开展。从比较法角度观察,反省我国创设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必要性,能够实现个人信息全面且高度的保护。此外,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创设在我国已具备现实性、客观性及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明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仍然是亟待完成的一项时代课题。

关于作为自决权主体的“人民”之解读

自决权发展为集体人权以前,自决权的主体是殖民地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而在自决权发展为集体人权以后,自决权的主体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

自决权主体研究中的模糊问题刍议

由于国际法在自决权主体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导致了自决权主体研究中的泛化现象。根据国际法的宗旨和国际社会的实践,少数者、土著人、一国内的部分人民、主权国家和个人均不得被界定为自决权主体。自决权主体只能界定为"国族"和"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随意扩大自决权主体的范围,不利于国际国内秩序的稳定。

自决权内外划分学说的负面效应及其防范

西方学者的"自决权内外划分学说"主张将自决权划分为"内部自决权"和"外部自决权",这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其消极的一面。它不仅使使自决权及相关概念变得更加混乱,而且容易导致干涉他国内政的合法化;它不仅不能挽救反而会断送自决权原则的命运。为此,笔者主张用"学科划分法"代替"内外划分法"。

论辩护冲突时当事人自决权的实质保障——以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冲突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条赋予了当事人在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冲突时的自决权,即有权决定选择指定辩护还是委托辩护,但是该条仅从形式上规定了要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对于听取意见的程序、当事人自决权的救济等问题缺少实质法律规定。对于当事人自决权的实质保障存在以下三方面的缺位:一是无法保证被告人充分知晓即将作出决定的事项,二是无法确定被告人作出决定的过程是否自愿;三是司法机关听取当事人意见的过程未受监督。因此,可以从构建信息沟通与核实机制、规定违反委托优先原则的程序性后果、建立听取意见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借鉴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以及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五方面加强对当事人自决权的实质保障。

列宁与卢森堡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历史论争及时代意蕴

民族解放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环节。二十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迈向实践形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随之进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面临着新考验。列宁和卢森堡从各自不同境遇出发观察分析新的时代问题,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形成各自观点的同时也产生了分歧。围绕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本质、运行原则、实施策略等议题,他们之间爆发了三次激烈的论辩。观点的分殊源于两人所处社会背景、研究路径以及逻辑理路等多方面差异。但是,这种论争并非迥然异质的,本质上属于革命阵营内部面对具体现实情境时的策略方法之争,实质上促进了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卢森堡与列宁民族自决权问题进行理论透析,不仅能够厘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脉络,而且可以据此进一步评估民族自决权理论对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现实启示。

论尊严与弱势群体自决权——从投掷侏儒案说开去

从投掷侏儒案着手,揭示身有缺陷、身处困境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法律困境:通过进行自损尊严的表演行为等谋取生存资料,此种自决行为遭到了法律的严厉禁止,然而经济条件的恶化将导致对尊严的二次伤害,因此本文欲探讨:法律能否以维护人的尊严为由限制弱势群体的自决权?通过解读尊严之由来,明确尊严与自决权的关系,结合对该群体特殊境况的考虑,为保障实质公平、避免二次伤害,公权力应当充分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尊重该群体的自决权;合理减轻该群体的尊严义务,反向界定尊严之标准与程度,个案判断并限制严重损害尊严的自决行为;为该群体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制度保障,制定个人生存救济方案,促进尊严的实质保障与个人发展的实现。

论当代民族自决权内涵的更新

民族自决权的演进轨迹反映出的历史规律是每当民族自决权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它的内涵都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更新,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以适应当时国际社会的历史环境。在今天,民族自决权存在理论上的瓶颈与实践上的混乱,应当再次更新其内涵。作为其内涵更新的重要方面,当代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应当更明确自决权的主体资格与行使条件,更强调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障,更重视内部自决权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论作为自决权主体的“民族”与“人民”

按照法律文本的翻译,自决权的主体应是"民族"或"人民"。如果译为"民族",那么这里的"民族"应界定为国族,而非种族;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指单一的民族;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则指一定领土范围内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民族整体。如果译为"人民",那么这里的"人民"应界定为"任何一个国家之全体人民"(既包括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也包括独立主权国家的人民),而非一个国家内部的一部分人民。

自决权理论的“三种版本”:比较与评价

自决权理论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版本,即马克思主义的自决权、国际法上的自决权和西方学者的自决权。这三种不同版本的自决权对于自决权的性质、适用范围和内容等有着不同的主张。我们在理解和把握自决权的内涵时,应以国际法版本为主,以另外两个版本为辅。

关于自决权理论中几个模糊问题的再思考

自决权理论本身存在着许多模糊的问题,必须对这些问题予以进一步的澄清。具体说来:自决权理论混乱的根源是将不同学科中的自决权混同使用以及简单地套用西方学者的"内外划分法";要科学地界定作为自决权主体的"民族"与"人民"的内涵;要超越自决权在国际法和宪法上的两个陷阱;自决权具有工具主义的色彩;自决权理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自决权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自决权主体研究中的模糊问题刍议

由于国际法在自决权主体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导致了自决权主体研究中的泛化现象。根据国际法的宗旨和国际社会的实践,少数者(包括少数民族)、土著人、一国内部的部分人民、主权国家和个人均不得被界定为自决权主体。自决权主体只能界定为"国族"和"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随意扩大自决权主体的范围,不利于国际国内秩序的稳定。

心理压力作用下的大学生信息自决权异化

在大数据时代,大学生信息自决权异化表现为对个人信息无从选择、失去控制。分析大学生信息自决权异化的深层心理原因,其中失控的自我展现源于在陌生人交际圈用碎片化信息进行自我建构的压力,失控的自我暴露源于网络世界内心孤独的压力,失控的自我宣泄源于现实社会的种种压力。解决大学生信息自决权异化的办法是加强数据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浅论“民族自治权”中的“自决”思想——“自治下自决权”的运用

文章认为:我国"民族自治权"中蕴含着民族"自决"思想,运用"自治下自决权"能更好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划清两种民族自决权的界限

本文简论了无产阶级民族自决权与资产阶级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区别、无产阶级民族自决权的主要之点.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民族自决权

冷战后涌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以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为其理论依据 ,提出“民族自决权至上论”。这一思潮的泛滥 ,使世界上许多不明事理的人们难辨是非 ,使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遭到曲解 ,进而使一国主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严重威胁国家的稳定与世界的安宁。文章从现实的角度对民族分离主义作出理性分析 ,从国际法角度对民族自决权进行法理阐释 ,澄清两者的关系 ,力图寻找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

亦论民族自决权

本文围绕民族自决权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不应简单地从民族学和国内法角度对民族的概念加以解释，而应从国际法的角度用“大民族”或“国族”的含义理解，防止和避免民族分裂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发生；还从民族自决权在新老形势下的作用探讨了“自决”的内容：民族自决权不单包括国家独立的含义，它已从政治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扩展到国家有权维护主权、统一和自由、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权利。在当今国际社会中。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

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的证成

信息自决权的精髓在于信息主体对自身信息的控制与选择,即自我决定的权利,由公民基于其内心、自由地决定其自身信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的权利。信息自决权是我国宪法未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条款有足够的张力解释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而作为一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33条的人权条款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信息自决权。同时,通过域外宪政实践与宪法文本足以佐证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其理应也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我国,由于没有切实有效运作的宪法解释机制,目前仅能证明的方法是通过现行宪法文本上的逻辑论证与文字演绎。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的证成,当属于一种应然性意义上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