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利、互利的辩证及国家权力对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回归

本文通过对自利和互利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氏族制度时期体现互利的公共权力被替纯粹自利服务的国家权力的异化。而随着自利之间的不断斗争,最终将导致国家权力向体现互利的公共权力的重新回归。这也就意味着替纯粹自利或部分自利服务的国家权力的消亡,而国家作为体现互利的公共权力的载体将继续存在下去。

论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向互利的回归——以“交易成本”为视域

公共权力的本质就是互利,国家权力则是对它不同程度的异化。在国家权力向公共权力的回归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具有显著的特性。随着个体所有权的确立以及不同自利力量之间的制衡,国家权力终将完成向体现互利的公共权力的回归。

文化与产权基础的关系新论

理论界很少论及文化与产权基础的直接关系。文化是一个社会范畴,是人际交流互动所形成的被普遍认可或遵守的正式或非正式规范。文化创造于人并服务于人,其共性和差异性源于人的共性和异质性。产权的动态关系即为产权基础。当所有权为个体所有时,可谓之个体意义上的产权基础;为集体所有时,可谓之集体意义上的产权基础。文化与产权基础的交集在“人”,文化产生于人际交流互动并激励或规范着人际交流互动,而产权基础则决定了人际交流互动的条件、形式、内容和目的等。没有产权基础,就很难有人际之间正常的交流互动,也就不会有文化的产生。由于不同所有权主体下的产权基础对自利和互利、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等的诉求不同,因而其行动(政治的或经济的)也就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并进而对文化的产生、干预和主导方向也存在显著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