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起卫生行政处罚案件自动中止原因分析

江北区卫生监督所自1998年设立卫生监督管理科,专门行使卫生监督执法的内部管理和权限制约的职能.近5年来在卫生监督执法实践中积极探索卫生行政处罚"调查取证、合议裁量、审核执行三分离制度",使卫生行政处罚的合法、公正原则得到保证.

论犯罪中止自动性的判断

作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之一,犯罪中止具有时间性、自动性、有效性、彻底性等特征,而自动性作为犯罪中止最本质的特征,对于从理论与实务上判断犯罪中止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围绕着犯罪中止自动性判断的对象及方法存在诸多学说与争议,在对不同学说展开阐释与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外部事由的认知状况、外部事由对主观心理的作用、“存疑时有利于行为人”原则等角度分层次地对犯罪中止自动性进行判断的研究进路。

论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

关于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上存在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具体分析说三种立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刑事政策根据是基于预防犯罪目的而对中止行为予以奖励,其对中止自动性的判断具有指导、制约作用。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未能表明其已回到合法性轨道,其危险人格并未得以良性转化,仍具有预防必要性,不值得给予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奖励。中止自动性的认定应当维持主观说的基本立场,但“能”和“欲”的判断必须受到功利价值观的制约。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其犯罪欲望或其预期的犯罪收益无法通过继续犯罪得到实现,该停止行为应视为“欲而不能”,而非“能而不欲”,不符合中止自动性特征。

破产重整中银行担保债权的限制与保护

从利益平衡和公共利益考察的视角出发,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限制银行担保债权有其必要性与正当性。在我国破产法修订当下,立法仍存在对重整程序中担保债权的暂停行使范围不明、自动中止条款过于僵化、自动中止与恢复的程序性条款缺位以及担保物估值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使担保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得到有效保障。对此,有必要借鉴域外如美国破产重整程序在权利中止、估值、保障等方面的成熟机制,在我国破产法中进一步细化自动中止及其救济条款,明确自动中止适用的“为重整必需”条件,并增设“充分保护”为兜底条款,合理分配债权债务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同时设置合理审限;确立“谈判估值方法为主,谈判与第三人中立评估相结合为辅”的担保财产估值机制与信用投标权,并着力搭建以银行担保债权人为主导的发声渠道。

论犯罪中止自动性判断中的三大基本问题

犯罪中止自动性的判断,实质上要解决三大基本问题:判断对象、判断方式和判断基准。判断对象应当是行为人对阻碍犯罪的外在事由的表象,而非外在障碍本身。判断方式应当摒弃规范主义的观察方式,而采用心理主义的观察方式。判断的基准应当摒弃行为人基准,而采用一般人基准。

企业破产程序中担保物权的限制与保护

企业破产程序中法律对担保物权既有限制又有保护,但通过实证研究可发现,相关制度设计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担保物权受到过度限制,而得到的保护则不充分。现行规则在运行中产生的偏离既有利益冲突的原因,也受到立法倾向的影响。应当重新构建担保物权限制制度,通过限定暂停的范围与期限,降低自动中止模式的负面影响;完善保护制度,发挥恢复行使、补偿制度等的作用,同时还应当明确担保物权相关费用的承担规则,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

中止犯减免根据影响下的中止自动性的认定——以李某抢劫、杀人案为例

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分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尤其是当行为人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放弃犯罪的情况下,对于能否认定为具有中止自动性而成立犯罪中止存在较大争议。关于中止自动性的判断应当受到中止犯减免根据的影响和制约,从犯罪中止的立法目的出发分析具体的案件。本文试图在中止犯减免根据理论上提出自己的理解,进而认为中止自动性应当采取'缓和的限定主观说',以期对具体案件的认定提供一点思路。

破产法视野中的担保物权问题

破产法中的担保物权处理需关注担保法与破产法的交互影响,核心在于抵押权、质押权在破产程序中的限制和保护问题。担保物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破产法中的担保权暂停行使,我国破产法借鉴了国外的中止(暂停)理论,确立了重整程序中的担保物权暂停行使的抽象规则,但对破产清算程序如何处理存在争议,亟须立法明确,同时,担保物权人的救济措施问题重要性凸显。担保物权的保护主要体现为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的确认,破产法在清偿顺位上应坚守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的地位,尤其是在担保物权与劳动债权、税收债权的关系处理上,应当坚持物权与债权的划分并严格遵循物权特定原则,对于一般优先权的处理,则遵循优先权的法定原则且不得违背破产法确立的基本清偿顺位规则。

论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实现

担保物权的实现既涉及精细繁多的技术规范,又涉及取舍难断的价值考量,破产的发生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价值选择层面,应在承认担保物权效力的同时,对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实现加以适当限制,以促进破产财产整体价值的最大化。在技术规范层面,基于对美国与德国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并结合我国实践,我国《破产法》在解释上及未来可能的修正中,应扩大中止制度的适用范围,同时应对担保债权在中止期间的利息给予适当而非过度的保护。在破产清算与破产和解中,我国《破产法》关于担保物权人享有不受限制的独立变现权的规定,会影响清算程序中破产财产最大价值的实现及和解协议的可行性,应修正为既限制担保物权人的变现权,又允许其参与破产程序并享有表决权的制度安排。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除应尊重当事人自愿达成的重整计划外,也应适当参酌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于重整计划的表决分组时,更细致地体现担保物性质的差别,于确定对担保物权人的补偿时,也与中止制度一样,设置必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