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探索

党内民主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开拓党内民主发展的新路,取得了重要成果和经验。本文从理论指导、自主创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互动、党员主体地位、制度建设和民主文化等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文本传播3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引导我们顺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自产生以来广泛传播,成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认识与行动的指南。其文本传播的主题是宣传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力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水平,形成改革开放的合力;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传播的形式主要是传统纸质文本与现代影音、网络、电子文本更替交叉。从文本传播的角度研究、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是与实质研究、思想内容研究同样重要的形式化研究和外观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活动述论

总结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念活动,在纪念的缘由、方式以及功能上作了详细研究。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活动主要以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发表社论、开辟专栏的形式进行,其主要功能表现在: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变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

在继续解放思想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

我们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要坚持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继续解放思想,做好发展这篇大文章。其一,要准确把握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明确继续解放思想的主体、客体和目标,认清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把握继续解放思想的切入点和尺度。其二,要解放思想,必须求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之真,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之实,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核心"与"中心"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这四大建设的关系、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当代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和谐与斗争的关系,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选择，是党心民心所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深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坚韧、达观、谦虚、务实的政治风格，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创造的光辉业绩，使其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党内最富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正是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探索中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中断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得以继续进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体现;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武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是以这次全会为历史起点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告诉我们: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与教育观念更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引发的教育观念变革寻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教育实践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在这个发展历程中,教育观念的变革尤为引人注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发展的历程,也就是教育观念的不断转变和更新的过程,是不断扬弃旧的认识向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迈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几乎任何一次教育观念的更新,都有着理论特别是教育基本理论的支持,正是教育基本理论中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引发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和观念上的突破。下面撷取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展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与教育观念更新间的密切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

１９７８年底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所作的重要讲话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期完成的标志，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我们党所接受，表明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

从党的经济工作视角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会议提出了要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为改革开放找到了一个最佳突破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监督制度的重建和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重建了党内监督制度。之后,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采取多种措施健全监察体制,强化选举监督,规范干部的选拔工作,改进和加强巡视工作,强调权力公开运行,突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这些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度,推动了干部监督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发展。

科学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武器——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实践及其启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全面启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成功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课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熟的两座里程碑——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研究之一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分别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转折点。两者分别标志着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走向成熟的起点，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时间轴

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会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自此,中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6—1978中国社会的演化——兼论华国锋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变化趋向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渐变等综合因素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政治力量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力量在中央层次非常有限,而消极力量和反对力量却得到了发展。第二,政治合法性资源选择与治国政策发生转型。一方面,开展造神运动以塑造克里斯玛型领袖形象;另一方面,有限度地解放、使用老干部,积极抓经济建设,努力提高生产力以增强政府绩效性,等等。但是,当时的做法与预期的目的存在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只要遇着合适的环境就必然会激化。第三,社会控制的渐渐松动为发扬党内外民主、冲破教条主义的樊篱提供了适宜的外在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比较研究

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时期继往开来的转折点。这两次会议在召开的时代背景、采取的组织原则以及建立的历史功绩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比较研究这两次会议，有助于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去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执政党建设的新时期

党的八大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以后，逐渐隔离了正确的方向，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被林、江反革命集团利用助长，对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经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上实现了建国以来伟大的历史转折，同样也开始了党的建设的新时期。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提出健全党规党法、健全民主集中制，恢复“有错必纠”的方针，大量平反冤假错案。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重新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执政党的建设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经历了单项突破、整体推进和深化改革三个阶段。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在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重视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坚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提高执政骨干队伍推进改革开放的能力和水平;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革和完善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坚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推进执政骨干队伍建设规范化、法制化。这些经验对进一步做好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的启示是:必须把握住"好干部"标准,把正确的选人用人思想贯穿于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工作的全过程;必须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要求,不断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必须重视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理论研究,着力把握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的基本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教育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邓小平教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回顾、总结和深化这一理论的研究 ,对于我们全面、准确、深刻地领会这一理论的科学精神和丰富内涵 ,并以之指引我们各项教育改革与发展事业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邓小平教育理论的研究状况作了简要梳理 ,并对邓小平教育理论研究的趋势及进一步深化邓小平教育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兴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它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再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这一思想主导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它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