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和迟发性脑缺血早期识别方法的研究现状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是神经外科常见危重疾病,容易并发脑血管痉挛和迟发性脑缺血,导致较高的病死率。目前对上述两种并发症的早期识别尚缺乏客观、具体的医学方法。作者对目前关注较多的aSAH后脑血管痉挛和迟发性脑缺血早期识别方法进行了总结,并与当前的临床实践相联系,以期为高风险患者早期识别与干预提供参考,进而改善患者神经功能预后。

小型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生大量蛛网膜下腔出血及再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小型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生大量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和再出血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2014年7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小型颅内动脉瘤破裂SAH的患者,小型颅内动脉瘤指最大径<5 mm的颅内动脉瘤。收集患者的基线及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既往史(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吸烟史、饮酒史、入院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和Hunt-Hess分级。收集患者影像学资料明确动脉瘤特征[动脉瘤数量(单发、多发)、SAH责任动脉瘤形态(存在子囊、多囊或分叶的动脉瘤为不规则动脉瘤)和位置(前交通动脉、后交通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颈内动脉和后循环)],根据入院头部CT影像明确SAH的分布情况,使用改良Fisher分级将患者SAH情况分为1~4级,应用Hijdra评分对患者SAH的出血量进行评分。收集患者治疗方式(介入栓塞术、开颅夹闭术)。将所有患者通过改良Fisher分级进行分组,1~2级为少量SAH组,3~4级为大量SAH组。比较少量SAH组与大量SAH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和动脉瘤特征,以改良Fisher分级3~4级为因变量,将基线、临床资料及动脉瘤特征中P<0.1的可能影响SAH出血量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小型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生大量SAH的危险因素。将患者术前CT可见的伴或不伴神经功能恶化的新发出血定义为再出血,所有患者以术前是否发生再出血分为再出血组和无再出血组。比较再出血组与无再出血组患者基线及临床资料和动脉瘤特征,以再出血为因变量,在基线、临床资料及动脉瘤特征比较中P<0.1的因素中筛选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小型颅内动脉瘤发生再出血的危险因素。结果本研究共纳入363例小型颅内动脉瘤破裂SAH患者,男103例,女260例;年龄25~85岁,平均年龄(55±11)岁。以改良Fisher分级进行分组,大量SAH组198例,少量SAH组165例。与少量SAH组相比,大量SAH组患者年龄更大(P=0.011),男性、合并高血压病、吸烟史比例更高(均P<0.05),入院Hunt-Hess分级Ⅳ~Ⅴ级比例更高(26.3%比2.4%,P<0.01),GCS评分更低[(13.1±1.8)分比(13.9±0.8)分,P<0.01],Hijdra评分更高[(19.7±5.4)分比(8.4±2.6)分,P<0.01];大量SAH组和少量SAH组患者动脉瘤数量和责任动脉瘤形态、位置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以术前是否发生再出血分组,再出血组30例,无再出血组333例。与无再出血组相比,再出血组患者合并高血压病比例(83.3%比49.2%,P<0.01)和入院Hunt-Hess分级Ⅳ~Ⅴ级比例更高(43.3%比12.9%,P<0.01),GCS评分更低[12(9,14)分比14(13,14)分,P<0.01],Hijdra评分更高[18(9,26)分比14(9,18)分,P=0.024];再出血组与无再出血组患者动脉瘤数量、责任动脉瘤形态、位置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介入栓塞术和开颅夹闭术两种手术方式在两种分组方式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分别以改良Fisher分级3~4级和再出血为因变量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027,95%CI:1.006~1.049,P=0.012)、高血压病(OR=1.858,95%CI:1.196~2.886,P=0.006)是小型动脉瘤破裂发生大量SAH的独立危险因素,高血压病(OR=3.775,95%CI:1.371~10.391,P=0.010)、较低的GCS评分(OR=0.677,95%CI:0.561~0.816,P<0.01)是小型颅内动脉瘤破裂后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年龄较大、合并高血压病是小型颅内动脉瘤破裂患者发生大量SAH的危险因素。合并高血压病、GCS评分较低是小型颅内动脉瘤破裂后再出血的危险因素。

基于计算流体动力学技术评估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风险

目的基于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技术,探究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auryr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后颅内血流动力学早期变化与迟发性脑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DCI)发生的潜在关系。方法本研究前瞻性收集经CTA(CT Angiography)诊断并经DSA(Digital Subtracted Angiography)或手术证实为颅内动脉瘤破裂的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和术前、术后的头颅CTA数据。基于患者的CTA原始图像构建个体化颅内血管模型,基于CFD技术模拟计算术前、术后的压力和壁剪切应力(wall shear stress,WSS)及PR(pressure ratio)、WSSR(WSS ratio)。通过随访影像学或临床体格检查判断是否发生DCI,并分为DCI组和无DCI组,分析比较两组间临床资料及血流动力学参数差异及其与DCI相关性。结果共入组51例患者,其中DCI组共15例患者(29.4%)DCI组较无DCI组,入院时收缩压(170.87±20.28 vs.1.58.19±28.06,P=0.037)、Pressure术后(19735.10±860.18vs.14606.06±11260.28,P=0.010)和PR(1.58±0.01vs.1.37±2.12,P=0.012)均较高。单因素分析显示血流动力学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而多因素分析显示Pressure术前(OR=1,95%CI:0.999~1,P=0.017)、Prassure术后(QR=1.00.1,95%CI:1~1.001,P=0.007)、WSS术前(OR=1.096,95%CI:1.002~1.198,P=0.045)和WSS术后(OR=0.888,95%CI:0.806~0.979,P=0.017)对DCI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ROC曲线显示,基于Pressure术前、Pressure术后、WSS术前及WSS术后模型对DCI的识别效能AUC为0.794,敏感度为73.33%,特异度为86.1%。结论aSAH后颅内血流动力学早期改变与DCI发生有关。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首次血管造影阴性患者诊治进展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pontaneou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sSAH)是神经外科常见的危急重症之一,目前仍有较高的致死致残率。针对该类患者,尽快完善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CTA)或数字减影脑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明确出血原因及部位,并根据确定的原因尽快采取手术治疗,这对改善患者预后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有部分患者首次血管造影存在假阴性,其原因包括多方面,如中脑周围蛛网膜下腔出血、微小动脉瘤、血栓性动脉瘤、颅内血管畸形、脊髓血管畸形以及阅片者经验等。首次造影阴性的患者必须复查,尤其是针对那些发病后头颅CT平扫高度怀疑动脉瘤患者,复查建议在早期(<2周)及中期(2~8周)进行,同时需提高对微小血管病变的警惕性及识别能力,借助于最新影像学技术,提高对病因的首次检出率。

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应激性心肌病一例

应激性心肌病(stress cardiomyopathy,SCM)又称为Takotsubo心肌病,是一种因情绪或躯体受到创伤后,在应激状态下,心脏出现短暂的局部左心室功能障碍,因其形状类似于早期日本渔民用于捕捉章鱼的瓦罐而得名。因其损伤可逆,最初SCM被认为是良性病变,但随着对疾病认识的提高,发现其会导致室性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及血栓性栓塞等恶性并发症,可能会引起患者的不良预后,故目前的临床工作者需提高对该病的警惕^([1])。我们报道1例就诊于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出现SCM的患者,讨论SCM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

CTA与3D-DSA在颅内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诊断中的应用分析

目的 探讨CT血管造影(CTA)与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3D-DSA)诊断颅内动脉瘤(LA)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81例疑似LA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均行CTA检查,以3D-DSA结果作为金标准,将81例患者分为破裂组(79例)和未破裂组(2例)。统计CTA诊断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Kappa检验CTA与3D-DSA的一致性。结果 81例疑似LA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CTA诊断准确率是97.54%,灵敏度是97.47%,特异度是100%,Kappa检验CTA与3D-DSA的一致性较好。CTA动脉瘤最长径、最宽径、瘤颈测量结果与3D-DS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破裂组动脉瘤最长径、最宽径、瘤颈均高于未破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TA检查可提高LA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诊断准确率、灵敏度及特异度,与3D-DSA的一致性较好,。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Hunt-Hess分级与并发症及功能障碍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患者的Hunt-Hess分级与并发症及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到2021年10月收治的195例aSAH患者的临床资料,将Hunt-HessⅠ~Ⅲ级纳入低级别组(86例),Ⅳ~Ⅴ级纳入高级别组(109例)。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量表评分、并发症及主要功能障碍,并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Hunt-Hess分级与脑积水(OR 2.850、95%CI 1.560~5.206),运动功能障碍(OR 3.522、95%CI 2.026~6.121),语言功能障碍(OR 1.928、95%CI 1.062~3.500),意识障碍(OR 3.662、95%CI 1.558~8.607),吞咽障碍(OR 2.383、95%CI 1.248~4.550)呈正相关;与年龄(OR 0.970、95%CI 0.945~0.996),继发脑梗死(OR 0.414、95%CI 0.227~0.754),Fugl-Meyer平衡评分(OR 0.890、95%CI 0.818~0.968),ADL评分(OR 0.983、95%CI 0.971~0.994)呈负相关。结论:Hunt-Hess高级别组的患者脑积水的发生比率更高,整体功能障碍更重,年轻患者的存活率更高;但Hunt-Hess级别高低,患者均有认知障碍的风险,应注意及时筛查并进行个体化康复。

持续腰大池引流术与脑脊液置换术治疗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效果比较

目的:比较持续腰大池引流术与脑脊液置换术治疗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10月该院收治的60例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采用脑脊液置换术治疗,研究组采用持续腰大池引流术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相关指标水平、手术前后颅内压、预后良好率、术后1个月内并发症发生率和术后神经功能指标[血清神经轴突导向因子-1(netrin-1)、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水平。结果:研究组血肿清除率高于对照组,头痛消失时间、颅内压恢复正常时间和脑脊液转清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5、7 d,研究组颅内压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预后良好率为93.33%(28/30),高于对照组的73.33%(22/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3.33%(1/30),低于对照组的26.67%(8/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月,两组MMP-9水平均低于术后5 d,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两组netrin-1水平均高于术后5 d,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持续腰大池引流术治疗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可提高预后良好率,改善临床相关指标和神经功能指标水平,降低颅内压和并发症发生率,效果优于脑脊液置换术治疗。

全脑CT灌注评价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

探讨全脑CT灌注(CTP)参数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发生迟发性脑缺血(DCI)的预测价值。方法 所有入选的aSAH患者均在发病后3日内完成全脑CTP扫描。记录灌注定量参数包括脑血容量(CBV)、脑血流量(CBF)、平均通过时间(MTT)及达峰时间(TTP),然后计算低灌注区域与其镜像对称脑实质区域的各参数比值,得出灌注半定量参数rCBV、rCBF、rMTT、rTTP。比较发生DCI与未发生DCI两组患者的定量、半定量CTP参数及一般资料。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灌注参数预测DCI的效力及阈值,并计算最佳阈值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 最终纳入66例aSAH患者,其中23例发生DCI(DCI组),43例未发生DCI(非DCI组)。结果显示DCI患者有明显更低的CBF,更长的MTT和更大的脑灌注不对称性。在ROC曲线分析中rCBF、rMTT的曲线下面积(AUC)最高,提供了最佳的预测属性。预测有无DCI的最佳阈值为rCBF0.76,其具有最佳的灵敏度和特异度(99.9%灵敏度,74.4%特异度)。结论 全脑CT灌注成像在预测DCI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半定量参数rCBF阈值0.76是DCI发生最佳的预测因子。

基于一站式全脑CT灌注动态列线图预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

目的 观察基于一站式全脑CT灌注(CTP)动态列线图预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迟发性脑缺血(DCI)的价值。方法 前瞻性对233例aSAH患者行一站式全脑CTP检查。按7∶3比例随机将其分为训练集(n=164)和验证集(n=69)并于集内根据是否发生DCI划分亚组;采用单因素分析、线性诊断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aSAH后DCI的独立因素,建立传统列线图,生成基于网络的动态列线图;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动态列线图预测aSAH后DCI的效能。结果 高血压×平均流入时间(mTTS)、世界神经外科医师联盟(WFNS)分级、改良Fisher分级(mFS)及平均流量提取乘积(mFEP)均为aSAH后DCI的独立预测因素。基于此构建的动态列线图预测训练集aSAH后DCI的敏感度、特异度及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70.00%、89.50%及0.890,在验证集分别为76.20%、83.33%及0.870。结论 基于一站式全脑CTP动态列线图可有效预测aSAH后DCI。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的转录组学分析

目的:基于基因表达数据库(GEO)运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分析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发生迟发性脑缺血(DCI)患者的差异表达基因及相关功能和通路。方法:从GEO数据库中筛选符合条件的患者mRNA数据集,将数据分为aSAH后发生DCI的患者组和未发生DCI的对照组,利用R软件进行差异表达基因(DEGs)分析、基因本体(GO)富集分析、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分析以及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寻找关键基因及相关功能通路。结果:鉴定得到140个差异表达基因;KEGG分析显示,有10条差异有显著性的富集信号通路(P<0.05),主要与低氧诱导因子-1(HIF-1)信号通路、谷氨酸能突触、细胞粘附分子、趋化因子信号通路等相关;根据GO功能分析得到显著富集条目26个,涉及生物过程、细胞组分、分子功能3类条目;GSEA分析表明,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以及过氧化物酶体两个通路在患者组与对照组之间具有显著的富集差异。结论:aSAH后DCI的发生涉及到COL17A1、RPL11、FCAMR、GNB2L1、HIF1A等多个基因,并可通过血管功能障碍、炎症反应、神经损伤、氧化应激等多种途径影响DCI的发生。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基线特征与预后的关系

目的探讨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患者基线特征与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80例自发性SAH患者资料,根据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分为预后良好组(GOS 4~5分,n=49)与预后不良组(GOS≤3分,n=31)。比较两组基线特征指标差异,采用多因素分析基线特征与预后的关系,并进行列线图模型的建立与验证。结果与预后良好组比较,预后不良组患者年龄较高,世界神经外科医师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urgeons,WFNS)分级、Hunt-Hess分级、改良Fisher分级较高,患有急性脑积水、迟发性脑缺血、肺部感染、颅内出血比例较多,动脉瘤长径较长,动脉瘤部位多位于大脑中动脉,发病至手术时间较短,手术方式多为开颅夹闭和支架辅助栓塞,脑脊液引流方式多为脑室外引流(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WFNS分级、迟发性脑缺血、肺部感染、颅内出血是预测自发性SAH预后的影响因素(均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建模组列线图预测自发性SAH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45。结论自发性SAH患者基线特征与预后可能存在联系。WFNS分级越高,出现迟发性脑缺血、肺部感染、颅内出血的患者,其预后越差。

C反应蛋白联合全身免疫炎症指数对非老年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预后价值

目的探讨C反应蛋白(CRP)、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Ⅱ)对非老年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的预后价值。方法收集2021年7月至2023年4月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住院的108例aSAH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出院3个月的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标准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mRS 0~2分)和预后不良组(mRS 3~6分),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不同独立影响因素对患者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结果108例非老年aSAH患者中预后不良组48例,预后良好组60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Fisher分级、Hunt-Hess分级、CRP、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SⅡ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isher分级、CRP、SⅡ是非老年aSAH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CRP与SⅡ预测非老年aSAH患者预后不良的敏感度、特异度、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99.9%、60.0%、0.874和95.8%、63.3%、0.881,二者联合预测非老年aSAH患者预后不良的敏感度、特异度、AUC分别为72.9%、95.0%、0.911。结论升高的CRP与SⅡ是非老年aSAH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指标,二者联合的预测价值最高。

血清MBL、HRG、IL-23/IL-17炎症轴与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介入栓塞术后脑血管痉挛和预后的关系

目的探讨血清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MBL)、富组氨酸糖蛋白(HRG)、白细胞介素(IL)-23/IL-17炎症轴与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介入栓塞术后脑血管痉挛(CVS)和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2年2月该院收治的195例行介入栓塞术治疗的aSAH患者,根据术后第4天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是否发生CVS及严重程度分为无CVS组(126例)、轻度CVS组(18例)、中度CVS组(39例)和重度CVS组(12例)。比较4组术前及术后3 d血清MBL、HRG、IL-23、IL-17水平。随访6个月,根据患者预后的不同分为预后良好组(137例)和预后不良组(58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SAH患者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MBL、HRG、IL-23、IL-17水平及其联合应用模型对aSAH患者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结果195例aSAH患者介入栓塞术后CVS发生率为35.38%。术后3 d,轻、中、重度CVS组血清MBL、IL-23、IL-17水平高于无CVS组,其中重度CVS组高于中度CVS组,中度CVS组高于轻度CVS组(P<0.05);轻、中、重度CVS组血清HRG水平低于无CVS组,其中重度CVS组低于中度CVS组,中度CVS组低于轻度CVS组(P<0.05)。术后3 d,4组血清MBL、IL-23、IL-17水平高于术前,血清HRG水平低于术前(P<0.05)。预后良好组动脉瘤直径≥6 mm、动脉瘤个数>1个、手术时间>24 h、Hunt-Hess分级Ⅲ/Ⅳ级、术后CVS患者例数占比及术后3 d血清MBL、IL-23、IL-17水平均低于预后不良组,术后3 d血清HRG水平高于预后不良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动脉瘤直径≥6 mm、Hunt-Hess分级Ⅲ/Ⅳ级、术后CVS、术后3 d MBL、IL-23、IL-17水平升高及HRG水平降低均是导致aSAH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术后3 d血清MBL、HRG、IL-23、IL-17这4项指标对aSAH患者预后不良均有一定的预测效能。4项指标联合应用的预测模型效能较高(曲线下面积为0.853)。结论aSAH患者介入栓塞术后血清MBL、IL-23、IL-17水平升高及HRG水平下降可导致CVS发生风险增加,且与aSAH患者介入栓塞术后的预后不良有关。上述指标对aSAH患者预后不良有一定的预测效能。

基于机器学习的影响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与出血量的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目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发病后的神经功能缺失与aSAH出血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临床多使用基于CT影像评估的改良Fisher分级来评估aSAH的出血量。本研究拟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建立可能影响aSAH出血量的相关危险因素预测模型,通过模型帮助临床医生更好地诊断和预防疾病。方法本研究共纳入155例aSAH患者,以回顾分析的方法收集相关临床数据,统计可能导致aSAH出血量增加的相关危险因素,其中包括人口信息学因素、既往病史、院前血压水平和动脉瘤影像结构的相关特点等。剔除数据缺失的部分病历后,共有150例有效数据纳入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分析,得出AUC,并用特征重要性排名分析影响动aSAH出血量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研究团队使用一种机器学习方法-极度梯度提升树(XGBOOST),在aSAH样本中选择了14种可能影响出血量的危险因素作为自变量,aSAH患者出血量的评判采用改良Fisher分级为作为因变量,用机器学习预测后得出受试者工作曲线曲线下面积为0.84。结论利用XGBOOST中特征重要性排序得出,年龄是最强的危险因素,说明年龄对动脉瘤患者出血量的影响可能较大,动脉瘤体颈比、动脉瘤最大横径、患者院前血压中的舒张压、动脉瘤瘤颈长度、患者院前血压中的收缩压和脉压等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特征。患者院前血压中的舒张压与改良Fisher分级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使用机器学习有助于临床医生识别aSAH高危患者,具备疾病的诊疗与预防价值。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认知障碍的诊治进展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subarachnoidhemorrhage,aSAH)作为一种极具危害性的脑血管疾病,常常会给病人带来严重的身体伤残以及认知功能损害。本文旨在全面综述aSAH后认知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诊断技术、治疗方法以及康复策略的最新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医生在面对此类疾病时,能够提供更为精准、全面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持续腰大池引流术治疗动脉瘤破裂后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临床疗效分析

目的分析持续腰大池引流术用于动脉瘤破裂后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治疗效果。方法非随机选取2020年1月—2023年6月兴义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100例动脉瘤破裂后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治疗方式不同分为两组,每组50例。对照组行常规腰椎穿刺引流术,研究组行持续腰大池引流术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脑血管痉挛、颅内感染情况、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ale,GCS)、改良Rankin量表评分。结果研究组总有效率为96.00%(48/50),高于对照组的80.00%(40/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40,P<0.05)。研究组术后脑血管痉挛、颅内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术后,研究组GCS评分高于对照组,改良Rankin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持续腰大池引流术治疗方案可以提升整体治疗效果,减少颅内感染及脑血管痉挛情况,缓解患者病情。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急性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构建

目的评估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并发急性脑积水(acute hydrocephalus,AHC)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4年1月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aSAH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7∶3比例,将aSAH患者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根据是否发生AHC分为AHC组和非AHC组,训练集用于构建AHC风险预测模型,验证集用于验证AHC风险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及其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验证风险预测模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结果共纳入1062例aSAH患者,其中324例患者发生AHC,发生率为30.51%。训练集、验证集分别有患者744、318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60岁[OR=3.067,95%CI(1.710,5.499)]、破入脑室[OR=7.039,95%CI(3.792,13.068)]、Fisher分级为IV级[OR=3.371,95%CI(1.335,8.514)]、Hunt-Hess分级为IV级[OR=6.198,95%CI(2.218,17.324)]和高水平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OR=1.746,95%CI(1.581,1.928)]是aSAH患者发生AHC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而动脉瘤位于前循环[OR=0.397,95%CI(0.199,0.790)]是aSAH患者发生AHC的的独立保护因素(P<0.05)。训练集和验证集的AUC(95%CI)分别为0.950(0.932,0.967)和0.969(0.955,0.982);校准曲线显示“预测AHC概率”和“实际AHC概率”吻合;决策曲线均提示AHC风险预测模型临床净获益高于“全部”临床净获益。结论临床工作中应重点关注年龄≥60岁、破入脑室、Fisher分级与Hunt-Hess分级为IV级和高水平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aSAH患者AHC的发生风险,本研究构建的AHC预测模型可为早期识别AHC提供便捷工具。

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近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对手术夹闭治疗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近期预后的评估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2年6月本院收治的进行手术夹闭治疗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出院时GOS评分分为预后良好组(n=47)和预后不良组(n=43),通过差异性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因素,并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来评价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对于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近期预后的预测能力。结果入院时GCS评分、Hunt-Hess评分、Fisher评分、术前淋巴细胞数量在两组患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时GCS评分和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是患者近期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淋巴细胞数量评估其近期预后不良的最佳临界值为1.15×10^(9)/L,曲线下面积为0.668(P<0.05),其敏感度为67.4%,特异度为74.5%。结论术前淋巴细胞数量是手术夹闭治疗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近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监测淋巴细胞数量有助于预测动脉瘤患者预后。

某院颅内动脉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介入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目的:分析医院颅内动脉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介入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病原菌分布与耐药特点,为临床此类患者的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21年5月—2023年5月丰城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15例介入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颅内动脉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集患者的痰标本性微生物培养和药敏试验,分析患者痰标本中病原菌的分布与耐药情况。结果:115例并发肺部感染的颅内动脉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痰标本中共检出病原菌101株,其中革兰阴性菌51株(占50.50%,以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革兰阳性菌43株(占42.57%,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为主)和真菌7株(占6.93%);药敏结果显示,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对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头孢唑林、头孢呋辛、氨苄西林、四环素、环丙沙星、复方磺胺甲噁唑的耐药率较高(>60.00%),对米诺环素、头孢他啶、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氨曲南、阿米卡星的耐药率相对较低(≤20.00%);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G、氨苄西林、苯唑西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红霉素、阿莫西林、四环素的耐药率较高(>60.00%),对替考拉宁、利奈唑胺、万古霉素、呋喃妥因、利福平的耐药率较低(<20.00%)。结论:颅内动脉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介入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感染为主,且病原菌呈多重耐药,临床应予以高度重视,以避免多重耐药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