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放逐与逃亡——论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形象

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忧郁感伤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挣扎于“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中。这个形象系列及其特征可概括为孤独者及其沉沦、零余者及其放逐、避世者及其逃亡。这些形象实际上记录了作者本人情绪的历史 ,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射。

论自叙小说的艺术特征

本文从自叙小说形成原因及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探寻作家对艺术的理解与追求。

同质异构:早期创造社自叙小说比较论

自叙小说渗有浓郁的情感色彩,这情感源于创造社三位作家的自身经历和特定时代背景,郭沫若的自叙传在表达情绪上洋溢着诗人般浪漫色彩,极力倾泻;郁达夫则表现为低声呻吟,概叹人生苦闷生活艰辛;张资平采用冷峻的客观描摹,让情绪从生活事象中流溢出来。此为三家传情的迥异之处。

试论郁达夫自叙小说的艺术风格

郁达夫开创了我国现代自叙体小说的先河,引领了浪漫抒情、自我表现为独特风格的小说派别,他文中强烈的自我表现、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和感伤情调,以及郁达夫式的坦率和露骨,使他的自叙体小说呈现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叙作关系看第一人称自叙传小说

晚清之后,文言小说由于宗法史传而形成的"叙作合一"传统逐渐瓦解,"叙作分离"的格局逐渐形成。叙作分离对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创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深刻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态,使作家能以另一个身份进行想象、虚构;另一方面,又使作家可以在"虚构性"的保护下叙述自我体验。这就使自叙传小说在叙作关系上呈现乍合乍离的形态,反映了五四作家渴望表达自我与突破自我的双重需要。

精神分析与道德中国——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新论

本文结合郁达夫《〈沉沦〉自序》中提到的＂解剖＂二字,分社会/个体两个层面指出＂精神分析＂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所代表的＂欲望满足＂,而＂精神＂的困扰与创伤以及切入创伤所＂解剖/分析＂出来的＂身体＂之病征,又引发了道德层面的纠葛和拷问;在此基础上,将这诸种因素置于民族国家语境以及自叙传小说形式的讨论中,探究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为现代中国道德提供了怎样的开创性命题。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叙述学解读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借鉴了日本私小说"三位一体"的叙述方式,但同时,由于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标准的影响,郁达夫在叙述人称与视角的使用以及文本中叙述时间的安排上,体现出不同于日本私小说作家的艺术追求,达到了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

现代之“图腾”——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抒情形式与美学自觉

通过重读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可以揭示出现代文学写作者在探索国民精神深处的"创伤性"体验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寻、思维向度、创作理想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探视其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语言系统生成过程中所体现的形式机制。在现代文学历史中,郁达夫以"自叙传"的形式,通过在真实与虚构中建构起游移的抒情主体,实行了直露而深刻的精神层面的解剖与拷问。这使得郁达夫"自叙传"形式的小说文本实验,具备了丰厚的思想意蕴和充分的美学自觉。

作为生命救赎形式的自叙传小说——论郭沫若早期小说

我们对郭沫若自叙传小说的研究,一般都从小说的社会学内涵或叙事形式等方面进行探讨,但实际上这些"幻灭浪漫主义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品质并不只是一个诗学问题,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是作者的"心灵"找寻相应的"形式"进而实现"真实的生命"的问题。郭沫若自叙传小说作为生命救赎的重要形式,承负起伦理关怀的神圣使命,这种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导致小说象征性的消失,形式化解为一连串模糊的、无结构的情绪以及对情绪的反思,心理分析取代了可以感知的、意味深长的故事。解读这些与郭沫若心灵如此一致的小说,使我们更具体地、更深入地了解郭沫若的人格特征,进而重审郭沫若早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自传与自叙体小说

自传与自叙体小说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两者由于都取材于作家的人生经历,并且将作家本人的人格特征和精神气质注入到作品之中,让人难以判断。但是自传是历史文本,见证历史;而自叙体小说则是文学文本,重在反映社会现实。前者必须尊重历史;而后者可以想象和虚构。两者不可混淆。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真实观之比较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接受了日本私小说的真实观,不仅强调取材的真实,更注重作家心境的真实表现。但同时,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社会背景与作家艺术观的不同,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对艺术虚构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可以说,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对艺术真实的执著追求,从一个侧面实现了对日本私小说的艺术跨越。

浅析郁达夫自叙体小说独特的审美追求

强烈表现自我的创作个性决定了郁达夫自叙体小说独特的审美追求:不注重情节和章法,而重视情感的充实和畅达;大量运用心理描写来宣泄积愤与苦闷。

化茧与成蝶——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之异同

郁达夫是中国五四文坛上的著名作家,由于其留学日本的经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深受日本文学,尤其是私小说的影响。其自叙传小说大多取材于他自身留日期间的经验和归国后的生活经历,表现了在当时社会现实下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这两个主题,这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这些与日本私小说的主体思想是一致的,但与日本私小说相比,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下,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站在更高的高度、更宽的广度、更深的深度上关注着社会和人生,因而,其自叙传小说的社会意义具有更广的层面和更深的层次。

“他者”观照下的超越——郁达夫自叙体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对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自叙体小说"的创作。郁达夫受到"私小说"的影响,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又使得他超越私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本文意在通过对郁达夫与"私小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阐释,为郁达夫研究提供一个向度。

梦醒女性的执着探索——论庐隐自叙传小说创作

庐隐是“五四”时代的产儿。她的小说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文坛上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自叙传小说 ,更是显示了庐隐小说创作的成熟。这些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婚恋遭遇揭示了女性“争做真正的人”的可贵与艰难 ,展示女性觉醒后无路可走的迷惘和悲哀 ,探索觉醒的女性出路、人生意义和生命哲理。

西方自叙体小说发展管窥─—从两部自叙体小说谈起

西方自叙体小说发展管窥─—从两部自叙体小说谈起朱琳美国作家塞林格的自叙体小说《麦田的守望者》（１９５１）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开篇即告诉读者：“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

精神困境的释放与消融——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探微

时代、文化、个性赋予了郁达夫频频出现在小说、散文、日记、书信之中的"苦闷"、"忧郁"、"空虚"、乃至"死",这些描述情绪的词语来源于精神层面的种种困境。郁达夫诉诸于文字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一定程度上释放了这种精神困境对自身的压迫,而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推进逐渐使这种构成内在紧张的精神困境隐去、消融。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相似下的不同

日本"私小说"与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内容与风格相似。对二者的特点及其形成的背景进行研究和梳理,认为两者尽管出现在同一时代并具有相似的风格特点,但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学习、借鉴和选择的过程。加之不同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两者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

人性的呓语与节制的抒情——试论早期自叙传小说的两种倾向

中国现代自叙传小说是融入了作者情感倾向和人生经历的虚构艺术。郁达夫等情绪派和郑振铎等写实派的创作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自叙传小说的两种倾向。这两种不同的自叙传小说风格的形成与作家自身的文学观念及所处的文学环境密切相关。

自我问题的文学呈现——自叙传小说新论

在传统羁绊与现实困难的压力下,自我意识觉醒的新青年普遍产生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迷惘和悲哀,正是这些困扰着新青年们的自我难题成为迫切要求表达的主题,就此而言,成为"问题"的自我恰恰成就了作为小说的自叙传。所以自叙传小说在更准确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自我问题小说",属于"五四"以来问题文学的一支,而非一般所谓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小说或主观抒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