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中的“我”——论小说《简·爱》中的第一人称自叙者角色

《简·爱》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自传体小说。伍尔夫曾对文中叙述声音中的"我"作了准确概括:"我爱,我恨,我痛苦。"本文试从《简·爱》中的第一人称自叙体及叙述者角色转换角度入手,分析作者如何从这一独特的叙事角度刻画了"自我"形象,达到了与读者成功的直接交流。

自传视野下的鲁迅《著者自叙传略》释读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作为鲁迅生前所唯一公开发表过的一篇自传文,无论是就其形式,抑或是就其内容而言,《著者自叙传略》都属于中国最为传统的“书序式自传”。然则,在这篇自传文之中,亦存在着很多“反自传”的地方。总体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应主要源于鲁迅独特的自我身份定位——泯于众人的“我”。

一次跨文体写作的可贵尝试——论潘军系列作品《重瞳——霸王自叙》

《重瞳——霸王自叙》是先锋作家潘军同一母题下的系列作品总称,它包括同名小说、话剧、戏曲和电影等几种样式,创作时间前后长达十余年。在系列作品中,作家在尊重既有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等采取重新解读和借题发挥,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项羽故事。“第一人称”和“诗骚”手法的运用,让系列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抒情色彩。《重瞳——霸王自叙》系列作品,是当代作家中少有的遵从“内心写作”的一次跨文体写作创新。

“《自叙帖》前六行竟是仿作”等六则

《自叙帖》前六行竟是仿作。唐朝草书名家怀素的《自叙帖》家喻户晓,但前六行并不是怀素的真迹,而是北宋诗人、书法家苏舜钦所写,这个小故事你知道吗?北宋书家米芾推断怀素《自叙帖》的真迹在湖北运判承议郎苏泌家,苏泌的父亲苏舜钦补写了破碎不存的部分。明代文学家、书法家李东扬在《自叙帖》卷后的跋语中也认同米芾的说法。文徵明指出“此帖前六行纸墨微异,隐然有补处”,为米芾的推测提供了佐证。

清末民初女作家吕韵清小说的自叙色彩、古典风貌与价值认同——以《返生香》为考察中心

《返生香》是吕韵清于1929年公开出版的文言长篇小说,是其小说创作生涯的封笔之作。这部小说虽一向被视为通俗的言情故事,但实则蕴含着作者对传统文士家族盛衰的多维度考察。小说融合了她生平经历的自叙书写;践行着与其小说批评观相一致的,着意于“境”的古典风貌营构;蕴含着其价值观念既恪守与体认传统,又具有省思传统士族文化、怀抱现实社会的现代意识。《返生香》这类有别于新文学价值取向的作品,更值得我们以客观包容地立场,去探寻和重审清末民初女性小说乃至整个近现代文学的多元面向。

另类“自叙”的诞生——郁达夫杭州时期的山水书写与游记转向

1933-1935年,迁居杭州的郁达夫开始集中撰写山水游记,实现了题材、文体和风格的同步转向。知山识水的写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郁达夫杭州时期对于山水体悟的隔膜。游记中频繁出现的“闲笔”与“牢骚”反映了郁达夫的自证焦虑,见证了郁达夫杭州时期自我认同的混乱。通过文体分工,郁达夫的“自叙”理想在形式自觉中实现了另一种曲折的突围,完成了对早先不拘形迹、率性真挚的青年郁达夫的持守与超克。对郁达夫而言,“自叙”远非纯粹的文学手法,还是通往真和美的一种人生的方式。

1920年代“新文坛”与沈从文的自叙传写作

沈从文在长达十年的作家养成阶段中写作的自叙传,为作家风格自觉的过程充当着参照系。自叙传最初作为文坛风尚受到青年的追捧,为初入文坛的沈从文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文学形式。随着自叙传在消费性的文坛环境中泛滥流行,沈从文在写作过程中对这种抒情模式的限度有所警觉。30年代初,通过评价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得失,沈从文在对自叙传的扬弃中树立了自己的写作观。沈从文的写作道路表明,现代作家主体自觉意识的取得离不开文坛的制约与塑造。

“狂来轻世界”之怀素《自叙帖》

怀素,唐代人,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怀素幼年好佛,十岁出家为僧。少时在念经参禅之暇研习书法,因贫穷无纸墨,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以蕉叶代纸,勤学精研,写废笔头无数,埋为“笔冢”。怀素是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其草书被称为“狂草”,与唐代另一位草书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自叙帖》是怀素草书的代表作,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共126行,698字。《自叙帖》书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真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的考订与补充

本文根据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尝试对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版本的流传与差异进行考订,对相关史料进行补充与订正,从而厘清黄乃裳生平的一些重要环节,丰富学术界对近代福建华侨史、基督教史和革命史的认识,进而讨论运用个人传记进行历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女性作家“自叙传”小说的“少女情怀”和“病情叙事”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女性小说作者的成名作和成功作品大都采用“自叙传”的写作方式,“少女情怀”和“病情叙事”是她们惯用的写作模式,这些都有超出作家个性因素的集体无意识成分。剖析个中原因对认识当时的一般社会情态和女性意识蜕变的丰厚历史蕴涵有重要意义。

一部“鬼子兵”反战的心灵档案——评日籍华人元山里子的“自叙体”

百年风云际会,洁白的和平鸽衔来一部黑色封皮的回忆录——《他和我的东瀛物语》。①在中日文学关系中,此书别具一格:分明是日本人反思日本侵华罪行的自传,却出自“我”——华人妻子之笔;分明以和文汉读的“物语”命名,实则书写抗战大题材,从内容上颠覆了日本传统物语的概念,而在叙事上发扬了物语风格。这部著作不同于人们司空见惯的抗战“神剧”,而以真情、真实、真切的态度,力求写出抗战“真相”,重塑华人笔下的日本形象。这是一部让世界了解中日战争的活生生的历史教材,一部中日合作的思想型回忆录。

论胡适考证《红楼梦》并创立“自叙传”说的历史性贡献──兼析《红楼梦谜》与《红楼新辨》之谬

作者认为必须矫正红学研究中的偏向，为新红学派恢复名誉，首先是肯定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创立《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自叙传说＂从而戳穿＂猜谜的红学＂谜底的历史功绩，才能进一步消除＂索德派＂的影响，使红学健康地走向２１世纪。

关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司马相如《自叙》关系之探讨

关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司马相如《自叙》的关系,前人已有所涉猎。笔者认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相如所撰《自叙》为蓝本,加以增改而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我们透露了相如《自叙》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隐藏了故事的“自叙传”——虹影诗歌的一种读法

这些年来，虹影的小说受到读者的大量关注，甚至在读者和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争鸣。但虹影在骨子里是一位诗人，这不仅因为她的文学之路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她的小说里渗透着诗歌的文笔、感受和表达方式，而且她一直坚持写诗。她说：“我的诗是我的小说的浓缩版，是小说的血液。”①她先后出版了诗集《天堂鸟》、《伦敦，危险的幽会》、《白色海岸》、《快跑，月食》和《沉静的老虎》等诗集，《我也叫萨朗波》（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四）是她新近奉献的一部诗集。

从叙作关系看第一人称自叙传小说

晚清之后,文言小说由于宗法史传而形成的"叙作合一"传统逐渐瓦解,"叙作分离"的格局逐渐形成。叙作分离对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创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深刻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态,使作家能以另一个身份进行想象、虚构;另一方面,又使作家可以在"虚构性"的保护下叙述自我体验。这就使自叙传小说在叙作关系上呈现乍合乍离的形态,反映了五四作家渴望表达自我与突破自我的双重需要。

前五四时期女性期刊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创作

近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属于女性古典文学叙事向现代文学叙事的过渡类型,以大量的创作传记、日记、书信形式散见于近代女性期刊中,其中尤以易瑜的《髫龄梦影》、赵璧如的《赵璧如女士日记滕稿》为代表,区别于近代女权小说受男权意识形态指导的"回响"状态,具有彰显女性"自我"意识,还原女性自我生活历史的特征,这种内倾型立场与选择恰与五四女性作家群创作相贯通,成为了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先声。

清末民初的自叙传小说

归有光散文、《影梅庵忆语》及《浮生六记》等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领域里的自叙传传统,受这些作品的影响,清末民初时期涌现了一批自叙传小说。这些作品在内容上以写家庭或婚姻生活、回忆故旧亲人的生前琐事为主;在叙述上不重视情节和场景的经营,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倾向。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将写作的视角转向自叙者本人及其内心世界,标志着自叙传小说的成熟。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精神分析与道德中国——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新论

本文结合郁达夫《〈沉沦〉自序》中提到的＂解剖＂二字,分社会/个体两个层面指出＂精神分析＂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所代表的＂欲望满足＂,而＂精神＂的困扰与创伤以及切入创伤所＂解剖/分析＂出来的＂身体＂之病征,又引发了道德层面的纠葛和拷问;在此基础上,将这诸种因素置于民族国家语境以及自叙传小说形式的讨论中,探究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为现代中国道德提供了怎样的开创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