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隐私权：自己决定权与个人信息控制权

当今隐私权向两个方向发展:自己决定权和个人信息控制权。侵犯患者隐私权,在我国医患关系中时常发生。我国法律虽有保护患者隐私的规定,但至今还欠缺患者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明确规定。国际经合组织发布的理事会劝告八原则,对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患者隐私权以及患者的自己决定权和患者个人资料控制权均为患者的人格权,建议在未来的人格权立法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论《民法典》对器官捐献自己决定权的规范回应

当自然人进行器官捐献的自我决定自由,被民法基本法的立法规范所承认时,即为器官捐献自己决定权。但囿于该权利的母权利——身体权在我国民法基本法范畴内的规范缺失,使得该权利无法得到民法基本法的承认和规范,进而导致该权利始终无法得到民事立法的全面保护。因此,在对现行立法守成和创新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立法的先进经验,在未来《民法典》身体权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对器官捐献自己决定权的主体、客体、内容和行使条件进行一般性规定,将为该权利的保护提供坚实的民法基础。

器官捐献人自己决定权的多元基础

我国法律严格禁止器官买卖,捐献器官是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而器官捐献又是决定生命健康权的一种身体处置形式,因此,器官捐献必须体现人的自由性才能具备人格尊严的正当性和行为的合法性。这种自由性为法律所确认,则为捐献人的自己决定权。器官捐献人自己决定权作为一项人格权,是捐献人享有的对其身体利益的一项权能性权利。该权利的理论基础既包括法哲学的自由意志理论、民法学的意思自治原则,又包括医学伦理学的知情同意原则,而且还要考虑我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对于器官捐献的不同认识。因此,诚如器官捐献是一项关乎社会、法律、医学和文化的复杂性问题一样,该权利的理论基础必将是多元化的。

自己决定权的确立与保护——从武汉数千男生被集体采血验DNA事件切入

受美国隐私权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启发,日本学界及判例发展出自己决定权这一理论。结合我国实际,自己决定权作为基本人权,应在宪法上得以确立。自己决定权作为重要的人格权,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人格权法时亦应得以确立。自己决定权具有相对性,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在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及法定程序下,公权力得制约自己决定权。对公权力侵害自己决定权的救济方式包括宪法上的违宪审查、请求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民法上的人格权请求权及侵权请求权。

安乐死与死亡的自己决定权

安乐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涉及生命权神圣和生命的尊严、临终患者死亡的自己决定权及该权利行使的界限,它是同时涉及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一个时代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因此,各国立法对安乐死普遍持谨慎态度,目前仅有三个国家明文将其合法化。我国在现今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安乐死合法化还不具备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医学、法治、伦理道德等条件;但是当相关条件成熟时,安乐死合法化确有其实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基因自己决定权的民法构造

单纯以形式上的国际号召、柔性的社会伦理和刚性的公法规制作为被动防御视角,容易忽视基因权利人的自己决定权。基因自己决定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是指在被合理合法告知的前提下,权利人针对自身基因做出检测、治疗、捐献等支配人格利益的权利。基因自己决定权属于一般人格权,权利主体为自然人,客体为基因物质和基因信息,类型为诊疗过程、研究过程及商业检测、就业、投保等其他过程中的自己决定权。该权利的行使并非绝对,在特殊情况下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双重限制。若权利受到或即将受到损害时,有权主张人格权禁令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予以救济。

论作为自己决定权的姓名权——以赵C姓名权案为切入点

在赵C姓名权案中,赵C据以对抗国家公权力干涉的姓名权,不是作为普通民事权利的姓名权,只能是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姓名权,它属于自己决定权的范畴。自己决定权是指公民对于与个人人格意义上的生存密切相关的私人事项,在不受公权力介入、干涉的情形下可由个人自律决定的自由。公权力在对姓名权在内的自己决定权进行限制时,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尤其需要注意对公共利益的界定。

自己决定权与公序——婚姻家庭·成年人监护·脑死亡

现代日本社会中的各个领域以及各种语境下都在谈论自己决定权。从私法学的观点进行整理的话,可以看出其三种不同的性质。第一,使强行法规对一定社会关系的强制相对化的自己决定权;第二,使国家和中间团体(企业、学校等)确保个人自由领域的自己决定权;第三,在修正契约当事人之间的信息差距时援用的自己决定权。本文选取第一个自己决定权,即'作为公序相对化原理的自己决定权',探讨其法律性质和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具体要探讨的对象是:1.以引进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为课题的家族法修改问题;2.旨在协调尊重自己决定和本人保护之间关系的成年人监护制度;3.在脑死亡和器官移植争论中提到的自己决定权。通过这些探讨指出,这些领域中的自己决定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权利,因为侵犯这种权利并不当然要做出违法评价。因此,仅仅提出自己决定权并不能够使公序相对化正当化,公序应否相对化最终还要在公序那里寻求正当性。为研究之便,把公序分为'政治的公序'和'保护的公序',作为结论,本文指出,对于前者,需要为尊重自己决定权而谋求相对化,但是后者的相对化应该慎重。

论自己决定权

自己决定权是宪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当代人权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从考察自己决定权的概念和种类出发,通过分析关于自己决定权的两个重要学说——一般自由权说和人格自律权说各自的观点、理论构造及法理依据,详细地探讨了自己决定权与基本人权、基本人权与宪法、宪法中的国家和个人、宪法中的基本人权和一般法定权利的关系。

未成年人医疗决定模式的民法典解读

民法典人格尊严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的规定为未成年人医疗决定问题中尊重未成年人意愿、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奠定了法理基础。依民法典监护制度及婚姻家庭制度,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医疗享有代理决定权。依民法典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限制行为能力的"成熟的"未成年人享有对"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特定类别医疗事项的自己决定权,应明确未成年人得独立决定的医疗类别。依民法典国家监护制度,处于国家监护机构监护的未成年人,监护机构有医疗决定权,应明确监护机构对未成年人非常规医疗决定权行使的法定条件及程序。对父母在医疗决定问题上未尽到监护职责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权益等情形,可撤销监护人资格指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我国应建立未成年人医疗决定个案的司法裁判制度。

浅析医疗行为中“代为同意”法律问题——英美法相关规定简介

知情同意理论在法律界和医务界已经引起了足够的关注。但是作为前提,患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同意能力,因此在患者不具备这种能力时,便有代为同意的必要。主要探讨了与代为同意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涉及到同意能力有无的判断标准,代为同意人的选任,代为同意权的行使等内容。

基因筛检受检者权利研究

基因筛检是预防疾病的重要的公共健康手段。在基因筛检医疗关系中,医疗机构应将基因筛检的目的、内容、程序、可能的结果、可能的选择等信息告知受检者,受检者享有知情后同意的权利。对于筛检结果,医疗机构应向受检者告知,提供后续解读与遗传咨询,并应采取保密措施,未经受检者同意,不得向雇主和保险人透露。受检者对筛检结果享有隐私权,为公共健康等目的限制隐私权的情形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除政府强制性筛检外,受检者对基因筛检享有自主决定权。政府为了公共健康的必要目的,在法律授权下,可以要求民众接受基因筛检,但应避免对个人身体权和自主决定权的过度侵害,所选手段应限于侵害最小。

被害人承诺中的法益处分权限研究

在被害人承诺中,法益处分权存在司法界限和立法界限。在司法界限中,刑法保护个人法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民自己决定的自由不受侵犯,因而社会伦理规范和法益的重要性都不得作为限制自己决定权的理由。在法无明文规定的场合,被害人对法益的处分自由不受限制。但生命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无论有无承诺,侵害生命的行为都同时彻底摧毁被害人的自由,因此承诺杀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立法界限中,刑法可以基于重大法益面临的普遍危险性、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关联性以及自律判断的不充分等方面的实质理由对法益处分权进行特别限制。这些立法限制只能在刑法明文规定的范围内适用,而不得类推适用于其他法益处分情形。

新生人格权问题研究

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个人信息控制权,增强了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必要性。受教育权具有宪法公民基本权利和民事人格权的双重属性;知情权也有公法与私法两种属性,并且私法上的知情权已从经济意义上的权利升华为人格权。我国应将上述权利在民法中规定为人格权。

违背患方意愿医疗处置困境与对策研究

因专业知识的不对等和信任的缺失,医患双方对疾病的认知往往不甚相同,甚至出现对立,在紧急情况下,这种对立直接影响对患者的治疗,危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本文从实例出发,通过梳理归纳既往的理论观点,在辨析具体情形的基础上,从患者自己决定权的角度出发,论述不同情形下,面对患者拒绝治疗,医方所应采取的处置方式及其法律性质。

被害人承诺问题探析

被害人承诺是司法实践常见的,但现行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的一种阻却犯罪事由。其法理根据是,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尤其是个人法益,被害人以自己的意思主动放弃的个人法益则不受刑法的保护,但前提是,被害人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权益以及危及生命的身体健康权益。被害人承诺的成立,首先是承诺主体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即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同时具有意思自治的能力;其次,承诺的对象只能是个人法益,对他人法益、国家法益做出的承诺无效;另外,承诺以被害人意思表示出来为必要,承诺时间只能是事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