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中的地方力量与国家认同——以昆明自开商埠博弈为个案

晚清昆明自开商埠是由云南地方绅商倡导、地方官员主导的应对边疆危机的行动。这一行动开始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在法国干涉下最终却以云南一方极力维持“不开放”而不了了之。通过对昆明自开商埠中云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国三方博弈的具体呈现,探讨了以地方官员、文化精英和商界精英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在边疆危机中的积极行动。地方极力争取昆明自开商埠的诉求,并非为争取地方利益而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西南边疆地方力量的崛起,表面上看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冲击--反应”的结果,实质上这股力量早已蕴含于边疆社会之中,它源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发展逻辑,根植于边疆社会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之中,在晚清边疆危机中通过昆明自开商埠的博弈得以彰显。这一集体行动背后,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统一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历史发展结果,早已在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具有地方政治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

120吨钢包不自开的原因浅析及改进措施

钢包自开率是炼钢生产的关键指标,对钢水的质量和生产节奏影响较大,轻则导致钢水中夹杂物增多,影响铸坯质量,严重时会造成连铸机停浇事故,严重制约生产顺行。为解决自开率低问题,对造成不自浇罐次的原因,从引流砂质量、水口清理、引流砂加入、盛钢时间、钢包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因素,制定相应措施,将钢包自开率由原来的99%提高至99.53%,为实现无氧化浇注、生产洁净钢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提高大修钢包前期自开率生产实践

从包底打结工艺、引流砂质量、钢包烘烤效果、加砂操作、水口清理及钢包在线周转模式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影响首钢长钢80 t大修钢包前期自开率的原因,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以改进。大修钢包前期自开率由原先的95.2%提高到98.4%,效果显著。

自开商埠分关的势力交替与命运兴衰——以山东周村为例(1904~1930)

清代周村为传统工商业市镇,1904年辟为自开商埠济南之分关。开埠后的周村典型地映射出本土工商业内力与外资势力的互动与博弈。以“权操诸我”为初衷的周村商埠,凭借深厚的工商业基础,与外力相争相融而兴,并一度实现超迈省会商埠的奇迹。然而伴随政局动荡,加之内生动力不足,商埠后期呈现衰落之态。周村商埠的衰落既反映出其个体小、竞争力弱、适应性差的劣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近代中国小型自开商埠的时代命运。

钢包自开率优化实践

结合提高钢包自开率的优化实践,阐述钢包自开的基本原理,分析影响钢包自开率的主要因素。通过提高钢包引流砂质量,优化钢包水口座砖内形尺寸,改进钢包热修操作,精细灌砂操作,调整生产组织管理模式等措施,有效地提高了钢包自开率。

近代中国自开商埠设立与典型内陆商埠地建筑对比

19世纪中期,近代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维护主权、抵御外敌,在商业方面民族资本与清政府官督商办了自开商埠。本文通过梳理自开商埠的历史背景,整理自开商埠地设立过程,并对典型内陆两商埠地及其建筑特点进行分析探讨,着重考虑商埠地自身价值与城市未来的发展空间。

引流砂填充钢包滑动水口自开率的影响因素及改进措施

引流砂引流是钢包滑动水口最常用的引流方式。浙江某钢厂通过调整引流砂成分和安息角,钢包自开率从86%提高到95%,为生产顺行、提高铸锭质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提高同侧出钢钢包自开率的研究

通过对钢包自开的原理进行理论分析,显示钢水冻结层和渗透层厚度是影响钢包自开率的主要因素。结合工厂实际情况,采用硅铬质引流砂,研究了影响同侧放钢时钢包自开率的主要因素:放钢时出钢口与钢包水口的位置关系、引流砂中的钠长石及石墨含量等。通过将出钢口左侧偏离中心角6°,引流砂中的石墨外加量调至2%,钠长石外加量调至0.75%～1%,钢包自开率能稳定在95%左右。

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

自开商埠是近代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类型。由于混淆了“历史的价值”与“历史研究的价值”两个不同的概念 ,加之理论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支配 ,以往学术界着力研究条约口岸 ,却忽略了自开商埠的历史存在。因此 ,应对涉及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历史的既有学术研究状况作出分析评价 ,强调历史研究中被忽略了的“实证”与“描述”的方法 ,提出自开商埠研究中亟待解决的诸多学术问题 ,以期构筑一个框架来支撑和规范正日渐受到学术界关注的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历史研究。

自开商埠近代企业的创建及工业化程度分析

自开商埠经过清末民初的短暂发展，在进行商业贸易的同时，创建了一批近代工矿企业，武昌、济南、哈尔滨等主要自开商埠甚至跻身同期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列，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从工业资本的投入、工商业资本的构成状况、工业门类的齐备程度以及工业产值等方面考察，整体而言，自开商埠的工业化程度尚十分低下。与条约口岸比较，这种状况显得尤为突出。工业基础薄弱、市场所能提供给工业发展的空间相对狭小、外国资本的压抑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但作为"后发型"的自开商埠近代工业，能在极其艰难的国际竞争形势下发展到这一境况，洵属不易。

自开商埠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甲午战后 ,清政府本着“隐杜觊觎、保全主权” ,“扩充利源、振兴实业”的设想而将关内外的许多“商贾辐辏”之地和“形势扼要”之区自主开放。商埠的自主开放 ,不仅促进了当地商业贸易的发展 ,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兴盛 ,而且推动了商埠城市的繁荣 ,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对口岸地区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其运作制度

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其运作制度杨天宏清季中国政府为寻求自主自立，从１８９８年起，主动对外开放了三十几处通商口岸，这些口岸被称作“自开商埠”，构成了区别于“条约口岸”的一种新的商埠类型。学术界过去多致力于研究“条约口岸”，于“自开商埠”则不甚措意。...

试论三都澳主动开埠后闽东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兼论近代中国自开商埠体系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效用

自开商埠的推广与实践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种独特的尝试模式。三都澳是近代福建省主动开放的商埠。笔者曾撰文探讨了三都澳主动开埠的历程与主客观条件。开埠后以埠际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及其特征以及商埠对闽东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① 承此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 ,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的制度条件下 ,以三都澳为实例的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对外贸易欠发展的不利因素或制约因素。文章接着认为对外贸易作为区域社会经济的唯一增长因素 ,既促进了闽东北社会经济的有限发展 ,又是导致该区域经济类型无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化的根本原因。结合前此对三都澳商埠对外贸易特殊运动轨迹的透视 ,通过对商埠对外贸易滞后性因素的分析 ,在看到这种作用的相对弱和局限性的同时 。

清季东北“自开商埠”述论

清季东北「自开商埠」述论杨天宏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毅然实施开放政策，在其视为“发祥之地”的东北三省，于既有的“条约口岸”之外，自辟商埠十六处。此举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鉴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专门研究，作者拾遗补阙，草成此文，希望...

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

清季中国政府惩列强之侵略，思有以制之，从戊戌年开始，在其国祚尚存的最后１４年里，于既有的通商口岸之外，主动开辟埠头３５处。这些埠头当时被称为“自开商埠”，以区别于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条约口岸”。首批奏准自开的有岳州、秦皇岛、三都澳等埠。以该三埠开放为...

连铸钢包自开率的影响因素及改进措施

分析了工艺路线、冶炼钢种、引流砂添加剂、包内残钢残渣、水口座砖与包底的相对位置、合金加入位置、钢包类型等对钢包自开率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使钢包综合自开率稳定在99.00%以上。

近代农业转型与自开商埠研究——从农史视角分析

自开商埠是近代中国自主开放的国际贸易口岸,农业转型对其兴起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其中,农业生产由自给生产转向商品生产,积聚了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这为自开商埠提供充足的贸易商品;重农意识由农本思想拓展到农商思想,积极主张开埠通商发展自主外贸,这为自开商埠提供通商思想支撑;而农业赋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凸显关税是政府收入重要来源,推动国用匮绌的清政府下诏开埠通商以保国家财源,这为自开商埠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石。

钱庄票号与银行并存的近代中国金融业——基于部分“自开商埠”所作分析

清末民初 ,政府开始实施自开商埠政策。与此同时 ,中国传统金融业开始朝着近代方向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 ,为数众多的银行在自开商埠出现 ,并且开始从事存款及内外汇兑、信托业务、发行纸币、控制税收 ,并以贷款方式维持实业 ,促进了商埠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的兴起 ,使传统的钱庄票号受到挑战。一些旧式金融机构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变经营方向和运作模式 ,出现了明显的朝着近代银行转型的倾向。但是 ,由于中国近代实业欠发达 ,加之传统的商事习惯又总是将中国商人与旧式票号、钱庄拉到一起 ,这就形成了中国近代金融业中银行与票号、钱庄并存的局面。由于自开商埠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不低于全国城镇的平均水平 ,因此 ,对中国金融业所发生近代转型的程度尚不宜估计过高。

自开商埠城市建设与市民观念变迁新探——以济南、潍县、周村三地为中心

山东省的济南、潍县与周村自主开埠以后,在城市的规划、管理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呈现新的特点,具有新的发展。理性抗外是这些新特点的核心内容,而地方当局的主观努力则是造成三个开埠城市建设成就差异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外交往的深入,西文外来文化对开埠城市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冲击,社会各阶层普遍产生了移风易俗、趋新思变的精神动力,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