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与自愿二元定位下《证券法》ESG信息披露制度的体系完善

如何提升ESG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是当下ESG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首要目标。现有研究主要基于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弥补自愿性监管不足之逻辑,认为应加强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却忽略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价值,以及在为何加强、如加强强制性方面论证不足。首先,理论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信息披露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灵活性更契合ESG信息披露的个性化特征,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自愿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不可割裂的,在制度功能、披露内容与制度构建上具有关联性、互补性。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强制性与自愿性的二元结合。其次,ESG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监管模式的选择。监管部门如将ESG定位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采用自愿立场;如将ESG定位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往往会提升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据此,我国现阶段基于“双碳”治理的目标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保留其余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具有理论与实践正当性。再次,虽然二元监管模式定位合理,但是在具体制度建设中仍存在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监管不足、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激励不足的内生冲突。当前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仍然采用单一重要性原则,可能造成ESG信息披露供给不足以及难以应对“漂绿”现象;在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上,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自愿性信息披露则存在激励不足的现象。上市公司可能因为ESG信息披露承担监管风险,但却无细则与免责事由指引如何避免。最后,在制度优化上,监管强化存在引进双重重要性原则以及增列强制性信息披露事由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双重重要性原则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证券法投资者保护利益的根本性冲突,现阶段统一法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较为合适。另一方面,证券法可以增列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披露事项,以与环境法信息公开相区别。激励强化存在引进预测性信息安全港以及细化指引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国内并无预测性信息安全港的相关规则,立法成本过高,因此现阶段细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较为适宜。

基于绿电和自愿减排量交易的园区低碳电力运营优化

为保证园区电力运营经济性,提高清洁电能的使用比例,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绿电和自愿减排量交易的园区低碳电力运营优化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绿电和火电的购电成本、光伏发电成本及自愿减排量收益,以总运营成本最小为目标函数,结合随机概率约束,分中长期、日前和实时三阶段对绿电、火电电量以及光伏发电量进行优化。以南京市某企业园区的数据为基础,在自愿减排量价格合理的前提下,该优化模型可小幅降低园区总运营成本,并且显著提高了清洁电能的使用比例和园区应对扰动的能力。另外,就自愿减排量价格以及置信度取值对优化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内部控制、自愿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

针对内部控制、自愿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的关系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7—2021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样本,分析内部控制、自愿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与自愿碳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通过自愿碳信息披露来提高财务绩效,自愿碳信息披露在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重污染行业企业加强内部控制,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参考。

碳交易背景下供热行业自愿减排机制的发展

供热行业是目前全球能源消耗量最高的行业,其能源消耗量约占能源消耗总量的50%,使用的一次能源排出的CO_(2)量占全球总CO_(2)排放量的40%。完成能源结构优化升级,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减排项目开发刻不容缓。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CER)作为一项重要的市场减排机制,是自愿减排项目参与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对供热行业已开发的CCER方法学进行了分析,同时介绍了目前国内供热行业新技术发展现状,针对方法学中未涉及的开发内容提出了建议。对未来供热行业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发展重点进行了探讨和展望,以进一步完善供热行业的自愿减排机制。

高校教师自愿性流动的效应、困境与出路

高校教师合理有序流动对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国高校教师自愿性流动率长期偏低。高校教师自愿性流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内在要求,对教师具有利益最大化效应、对高校具有促进学科发展效应和“倒逼改革”效应,对国家建设具有推动人才辈出效应。高校教师自愿性流动的困境主要体现在高校教师自愿性流动意愿不足和高校阻碍教师自愿性流动两个方面。前者根源于受教师人力资本水平、学术市场需求、流动机会成本及心理成本的制约;后者根源于高校追求组织利益最大化、高校在与教师的博弈中具有优势地位及制度对高校的阻碍行为缺乏必要的硬性约束。提升高校教师自愿性流动的出路在于:教师应增强自愿性流动能力和意识;高校应消除对教师年龄和学历歧视、“不拘一格”引人才;政府应加大对教师自愿性流动权益的保障力度。

自愿性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约束理论模型,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考虑企业成熟度和盈利能力,发现其缓解作用仅在成熟企业、高盈利企业显著。分析权变影响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难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会通过U形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删繁就简:自愿简约及其前因、后果和理论解释

自愿简约是指个人因放弃有形的物质资源的拥有和满足,在简化外部生活过程中获得内心的丰富与充盈的生活方式。个体选择自愿简约既受到个人价值观、物质主义和宗教信仰等内部因素的驱使,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自愿简约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和客观环境可持续性具有积极作用。当前研究主要从需要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来解释自愿简约的心理机制。未来研究需要多角度拓展自愿简约的形成机制、进一步挖掘自愿简约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深入探索其产生的多重影响。

自愿碳交易市场:产权量化标准与生态价值实现路径

碳环境容量是一种重要的生态产品。自愿碳交易市场通过多样化标准,对众多类型的碳环境容量增益形式的产权进行量化,拓展了产权理论的界定内容,为各种减碳固碳项目的生态价值实现提供了有效路径。产权量化是碳环境容量实现其价值的基础,自愿碳交易标准包括方法学和认证程序,方法学提供碳环境容量产权量化的度量衡,使之转化为可监测、可度量的碳交易产品;认证程序确立了碳环境容量产权量化的流程和必要的监督机制,保障了产权量化的真实可靠性。碳环境容量的增益形式是多样的,需要不同的标准对其产权进行量化。国际国内自愿碳交易实践中多样性的自愿碳交易标准使各种类型的减碳固碳项目找到了实现其生态价值的市场化路径。因此,我国应当制定多层次自愿碳交易产权量化标准,并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激励前沿方法学创新,加强国内国际标准之间的互补和融合,进一步拓展并量化碳环境容量增益形式。

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自愿绿色行为的影响:自然情感联结与权力距离取向的作用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探究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自愿绿色行为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分三个时点搜集了83个团队305份领导-员工配对数据,并进行多层次分析。结果表明:绿色变革型领导正向预测员工自愿绿色行为,员工自然情感联结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正向调节绿色变革型领导与员工自然情感联结的关系,以及绿色变革型领导经由自然情感联结对员工自愿绿色行为的积极作用。本研究拓展了学界对员工自愿绿色行为激发因素的认识,同时为企业的绿色管理实践提供了新启示。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CEO开放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重要引擎。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并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O开放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双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调节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在经济不确定性较低、CEO开放程度较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自愿型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认识,还为加快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双向机制下企业自愿碳减排的三方博弈模拟

工业企业碳减排对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基于政府和消费者双向机制探究企业自愿碳减排的影响因素,根据政府正向激励机制和消费者反向倒逼机制构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参与方策略选择的演化稳定性,从系统动力学角度探讨三方主体策略选择不同时各个参数对企业自愿碳减排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了三方博弈系统中均衡点的稳定性。结果表明:企业选择自愿减排策略的概率与消费者低碳消费概率和政府非物质激励带给企业的收益额、减排成本补贴率、政府奖金、企业碳披露损失额等参数呈正相关;与企业的低碳营销费用、绿色积分价值、消费污染等参数呈负相关。最后,利用MATLAB 2016a进行数值仿真,验证了以上结论,并结合实际提出相关建议。

证券仲裁的禀赋特性与制度创新:自愿性与强制性的冲突与调和

随着证券市场纵深发展和2019年《证券法》确立特别代表人诉讼,我国证券纠纷数量急剧增长。为保障证券纠纷高效处理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证监会、司法部于2021年制定了《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然而,我国对证券仲裁的规制尚不完善,而美国FINRA规则和联邦最高法院Concepcion案判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和美国证券仲裁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行规则,比较分析了证券仲裁的自愿性和强制性规制模式。鉴于证券仲裁的禀赋特性,我国应从利益平衡角度规制证券仲裁,不能完全照搬美国证券强制性仲裁格式条款规制模式,但可借鉴其在证券.仲裁中增加强制性的经验,在允许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的基础上,采用默认选择仲裁的规定。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我国应对证券强制仲裁的格式条款具有更大的包容度,以实现快速解决证券纠纷和妥善保护投资者的多重政策目标。我国法律应循序渐进地建立集团仲裁制度,借鉴代表人诉讼的实践经验,先发展普通代表人仲裁的模式,然后探索特别代表人仲裁制度。

公诉案件和解自愿性审查规则的重构进路

自愿性是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基础与前提。当前,刑事和解自愿性的审查实践中出现审查内容存在模糊性、审查方式浮于表面、和解协议书之法律性质不明晰、律师参与不足等问题。构建刑事和解自愿性的审查模式应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立场,明确刑事和解协议兼具公法契约与书证之法律属性;构建以形式审查为原则、以实质审查为补充的刑事和解自愿性审查机制。

从强制到自治:自愿戒毒措施的偏离与回归

在我国戒毒制度体系中,自愿戒毒是唯一一个以毒品滥用者自身意愿而启动的措施。吸毒者出于自我决断的身份暴露,使得自愿戒毒措施在规范上被严格限制于“医疗”框架之下。然而,由于行政权介入戒毒措施的普遍性以及对吸毒人员社会防卫的诉求,自愿戒毒逐渐转变为具有一定人身约束属性的“半强制化”措施或其他强制性戒毒措施的前置程序,其本身具有的独立功能渐趋弱化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休眠”状态。客观来看,自愿戒毒措施应当定位于专门医疗机构开展的戒毒治疗,在明确其与后续的强制性戒毒措施形成有效区隔的同时,着重保障吸毒者相对脱离行政权的干预,实现戒毒措施的阶层设计和社会化多元主体参与下的自治效果。

全景视角下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综述与展望

基于全景视角提出整合框架,旨在对自愿型环境规制进行全局性的研究和深入细节的探析。首先,对现有文献进行整体分析,构建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应用研究的“前因—过程—后果”全景视角下的研究框架;随后,围绕这一框架,深入探究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应用前因、过程、后果以及自愿型环境规制有效性等研究主题的成果与不足;最后,提出拓展现有理论、完善现有研究、注重系统视角和结合中国情境四点研究展望。

注册制下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基于科创板2019—2021年的经验证据

基于注册制实施和新《证券法》要求上市企业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背景,以2019—2021年科创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熵权法构建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实证检验注册制下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及内部治理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股价正相关;(2)控股股东持股能够抑制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股价之间的关系;(3)高管持股能够促进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股价之间的关系;(4)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股价的正向影响在证券监管力度较低、融资效率较高及研发投入较高的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我国资本市场全面实行注册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拓展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研究。

企业诚信、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融资成本

企业的融资成本事关企业的价值创造和资本效率等,在我国法律和经济制度都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依赖正式制度是无法确保企业价值和资本效率长期提高的。鉴于此,研究诚信这一非正式制度在企业融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诚信显著减少了融资成本。机制分析显示,企业诚信通过提升自愿性信息披露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将自愿性信息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和对比发现,“软信息”和“硬信息”会产生不同的中介效应。在进一步分析中,借助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厘清了企业选择诚信的内在机理以及企业诚信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真正原因——进行大量的重复博弈。当内外部环境可以提供大量的重复博弈机会时,诚信反而发挥的作用更大。

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人性论基础及双重意涵

认罪认罚自愿性有两个层次:一是愿意忏悔;二是追求较轻处罚。真心忏悔这种主观层面的“善念”不仅是法律制度教化的结果,更是深植于人性之中的特质。只有尊重人性并顺应其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了权力和权利的对话机制,在尊重和接纳人性中忏悔之善的基础上,实现了公权力的经济治理。认罪认罚自愿性包含双重意涵:程序启动的自愿和协商的自愿。程序启动的自愿性是人性中忏悔之善的唯一出口,有助于缓解被追诉人与司法机关及被害人的对抗;协商的自愿性则意味着被追诉人在实质参与的基础上自愿接受协商的结果。

自愿减排机制下海洋碳汇交易的双重效益与影响因素

中国提出由能耗双控(控总量、控强度)转向碳排放双控,彰显了实现“双碳”目标的坚定决心与大国担当。身为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不仅需要以控碳为目标进行强制减排,更需要鼓励广泛“增汇”以实现社会化负排放。作为强制减排市场的有益补充,自愿减排市场兼顾全民参与和市场运作,两者互补协同、双轮驱动,是未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该研究聚焦海洋碳汇(蓝碳)交易,构建了包含海洋碳汇的DSGE模型,借助脉冲响应,判断基于自愿减排机制的海洋碳汇交易是否兼顾“经济与环境”双重效益;通过敏感性分析,考察双重效益的波动情况;结合福利分析,探索双重效益与社会福利的提升策略。结果表明:①基于自愿减排机制的海洋碳汇交易能够实现双重效益,其中环境效益更显著。②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和适度加大政府补贴后,双重效益波动收敛,有助于海洋碳汇市场的平稳运行,海洋碳汇效率对环境效益的提升作用明显,而碳汇价格对双重效益的影响微弱。③实施海洋碳汇交易后社会福利改善明显,并且海洋产值占比的福利提升效果最显著,政府激励性补贴对福利提升的效果次之,交易价格与碳汇效率对福利的影响较弱。建议进一步强化“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战略实施,加快海洋高质量发展;加强海洋碳汇方法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持续提升碳汇效率;政府适度提高激励性补贴,通过完善区域性自愿减排市场体系建设,加速推动海洋碳汇市场的落地实施。

农业碳汇纳入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法制进路研究

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于2024年1月22日在北京正式重启,这于农业碳汇发展来说是重大机遇。从项目需求与理据看,CCER市场为农业碳汇发展提供专业化交易平台,使农业资产附加生态价值,开源了农业农村农民的非农收入渠道,是农村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特有资源,但也面临市场建构的法制回应、制度架构和发展方式三重现实需求。从问题归类与审视观,农业碳汇纳入CCER机制存在三重挑战:底层架构上产权归属、公私范畴等法理基础尚需厘清;顶层设计上法律政策化、政策法律化等协同体系有待完善;运行机制上市场交易、方法技术等配套方案亟需补足。为此,农业碳汇纳入CCER的法制方案与进路选择应从法理基础阐释、法律政策协同、衔接机制完善、风险管控优化四个方面分别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