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视角下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综述与展望

基于全景视角提出整合框架,旨在对自愿型环境规制进行全局性的研究和深入细节的探析。首先,对现有文献进行整体分析,构建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应用研究的“前因—过程—后果”全景视角下的研究框架;随后,围绕这一框架,深入探究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应用前因、过程、后果以及自愿型环境规制有效性等研究主题的成果与不足;最后,提出拓展现有理论、完善现有研究、注重系统视角和结合中国情境四点研究展望。

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存?

作为传统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自愿型环境规制旨在鼓励企业在政府强制要求之外承担额外的环境责任。不同于以往的短期效果研究,本文从企业生存的长期视角讨论了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基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绿色认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更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生存能力,且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越强。以上结论不仅为自愿型环境规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能为政府优化环境规制体系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考虑谈判权力的供应链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参与决策协调研究

【目的/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时期,探究供应链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机制对我国环境治理绩效提升有积极意义。【设计/方法】通过构建了一个二级供应链模型,研究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决策机制并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参与规制决策的影响,进而引入考虑谈判权力影响的收益分享契约,探究供应链协调机制。【结论/发现】(1)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受到消费者信任度、绿色产品偏好的正向影响,但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与参与度反向相关;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于供应链企业形成有效激励;(2)谈判权力对收益分享契约协调作用具有影响,但存在一定的阈值,当零售商谈判权力高于该临界值时,制造商自愿型参与度及双方利润水平均得到提升,供应链实现协调优化。

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环境规制研究也是当前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根据政府赋予被规制对象自由裁量权空间从小到大,可以将规制工具分为纯粹政府规制、元规制、自我规制、无约束的自由四种类型。既有研究对传统的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相比而言,对元规制和自我规制等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从俱乐部物品理论、制度主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视角出发,探讨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供给和需求问题。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作为一种俱乐部物品,实践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克服企业的“搭便车”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分别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探究①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②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内外部动因。对比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环境规制领域具有长期使用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的传统,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实践较为欠缺,目前在中国实践较为广泛的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仅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化工行业的“责任关怀”体系。最后,本文基于现有对于中国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我们认为既有对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更多关注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而对其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因果机制识别不足;此外,现有文献很少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纳入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应当多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深入。

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研究

以182家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其中绿色管理起着中介作用，管理认知通过绿色管理对企业绩效起作用。研究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加强绿色管理，并为我国大力推行自愿型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

煤炭等重污染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

以我国16个煤炭等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煤炭等重污染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驱动重污染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存在4类型路径,内部驱动型、外部驱动型、内外协同型与产权主导型;并且国企与非国企自愿性环境规制影响路径具有较大差异。

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研究

科学研究结果表明自愿型的环境规制能够从多个方面决定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以来,我国很多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认识尚且不足,但随着企业发展的不断壮大、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保护环境、绿色发展是企业的大势所趋。目前,自愿型环境规制已然成为决定企业发展好坏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文章探究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为鼎立施行自愿型环境规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自愿型环境规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环境规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企业漂绿风险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环保支持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媒体关注度较高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本研究对于厘清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环境治理如何“以点带面”--基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非约束性机制研究

环境规制是政府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抓手。考虑到环境规制是针对被规制企业的约束性力量,既有研究往往将环境规制视为成本负担,并将其影响局限于被规制企业。本文将中国本土自愿型环境规制一一绿色工厂认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手工整理的2783家绿色工厂企业信息,考察了绿色工厂认证对未获认证(未被规制)企业的非约束性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工厂企业的出现使本地同行业内未获认证企业的环保投资显著提升,产生了“以点带面”作用。这种影响导致不同污染程度行业中企业环保投资结构的偏向性变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工厂认证基于预期认证收益形成的拉力、加剧竞争挤压形成的推力以及知识溢出形成的辅力,提高了未获认证企业的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工厂认证对已获认证(被规制)企业的约束性环境治理机制处于失效状态,同时其非约束性力量随被规制企业数量的增多呈现倒U型变化。此外,上述非约束性机制与强制性环境规制的约束性机制构成了长短互补的有机整体。本文为发挥环境政策“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激发广大企业的绿色转型内生动力提供了新思路,对于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调节下的碳减排效应

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绿色经济时代的热点话题。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使碳排放强度降低,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调节作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发展绿色金融可以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这一促进效应具有制度环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加大绿色金融市场与碳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同时企业要树立环保意识,引导消费者的环保消费倾向,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双重外部压力下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动态策略研究

构建企业、政府与使用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环境监管与使用者关注双重压力对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策略的作用机理以及三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环境监管压力与使用者关注压力将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企业参与反过来有助于缓解政府环境监管压力;政府环境监管对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则行为的影响效应较使用者关注更为明显,二者间还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二阶段的影响——市场化的调节效应

我国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至关重要。本文搜集了2008-201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旨在研究在市场化的调节下,三种规制工具分别对技术创新二阶段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二阶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化对市场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二阶段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开发、技术转化的作用不同,市场化对二者间的调节作用也不同。研究明确了市场化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我国发展绿色经济。

绿色制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基于中国绿色工厂创建的政策实验

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有效方式,是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国政府推进绿色转型与构建可持续发展,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中国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建设项目下的绿色工厂创建为准自然实验,深入探究了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效应和机理。结果发现:绿色制造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机制分析发现,绿色制造主要通过绿色工厂企业自身实施降污减排等绿色转型措施、绿色投资者增加关注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实地调研产生的倒逼效应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更高的公众环境关注度和更严格的地方政府环保规制力度能够强化绿色制造的影响效应。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绿色工厂创建引致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一方面促进了企业研发、绿色创新和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带动了供应链企业的产品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也驱动了地区层面环境质量的提高。本文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决定机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也为绿色制造体系示范项目和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政策评价与现实启示。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增量提质”

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增量提质”,是构筑高水平国际循环参与模式、塑造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本文借助网络爬虫技术收集并整理了2008—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认证)数据集,并将该数据集与多个微观数据库进行匹配;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考察了ISO14001认证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ISO14001认证在显著提升企业出口数量的同时,有效改进了企业出口质量。机制分析发现,企业进行ISO14001认证,一方面可通过降低合规成本、缓解监管风险、提高社会声誉等途径直接促进其出口的“增量提质”,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创新效应,通过促进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间接促进其出口的“增量提质”。异质性分析表明,ISO14001认证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正向影响在主要出口国为低环境标准国家、低对外开放水平地区、重污染行业与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自愿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行为关系的认识,而且为加快建立中国出口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绿色工厂”认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如何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以促进制造业的整体绿色转型升级已成为环境规制政策和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绿色工厂”认定这一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PSM-DID模型考察其绿色创新引导效果的研究发现,在获得“绿色工厂”认定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实现了创新质量而非数量的突破。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工厂”认定能有效地协同政府补贴与绿色信贷政策工具,助力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环保补助,缓解长期信贷成本与规模约束;同时,发挥信号作用吸引长期机构投资者的支持以提升绿色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获得多次认定、环境信息更透明、未发生过环境违规的“绿色工厂”,其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更为显著;而重污染行业“绿色工厂”的绿色创新质量提升效果较弱。这些发现表明,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结合行业属性加强认定政策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同性以提升激励效果;完善“绿色工厂”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发挥信号作用;强化事前资格审查、事后考核监督及认定名单动态调整,以持续提供绿色创新动力。上述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认定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作用机制提供经验证据,还对我国多元政策体系构建、充分发挥政府与资本市场在绿色转型升级中的互补作用、推进绿色制造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