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定的非自愿性供述排除初探

有的取证手段本身不能被确认存在强迫取证情形,但有强迫取证的高度危险,由此取得的供述根据某规定也应予排除。将这类推定的非自愿性供述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有助于完善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充分保障人权。应将可能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取证情形纳入推定的非自愿性供述范畴。

以博弈论视角探究侦查讯问中供述的自愿性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实施，其中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许多学者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不可能在讯问中放弃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努力，而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可能毫无阻抗的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在这样一对矛盾体中，如何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成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首要关心的问题。

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分析与借鉴

无论美国口供规则的理论依据与法律保障如何变动不居,供述自愿性原则却一直是口供规则中的实质性、核心性规则。美国法院对供述自愿性的审查判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义务论,关注的焦点在于对非法取证手段的审查;另一种是结果论,突出对被告人供述可靠性考量。随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逐步完善,以“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性规定、自愿供述的权利保障程序以及非自愿供述的强制性排除为内容的供述自愿性原则在规范层面已初步成型。面对供述自愿性审查判断这一棘手难题,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法院的做法,从非法取证手段的性质以及口供的可靠性两个层面构建供述自愿性审查判断的规则与标准,使“自愿”这一主观性较强的原则趋于客观、明晰和便于操作,同时也为刑事审讯提供指引。

论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

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运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罪认罚自愿性包括实质认罪自愿性、形式认罪自愿性和认罚自愿性,三者密切相关,不能将三者割裂开来并设置不同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自愿性和供述自愿性不同,不能采用自白任意性标准,宜参照非法言词证据规则所确立的标准,同时允许法官裁量判断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特性给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的适用带来了困难,需要从规则上明确不认罪认罚将面临严重刑罚、认罪认罚将获得较轻刑罚、许诺适用非羁押措施和缓刑措施、对第三人的宽容等情形是否违背了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化运行。

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

在我国,通过权利保障维护供述自愿性的理论构想并未透过现行刑事诉讼法全面体现。在供述自愿性的权利保障模式之外,还存在通过外部权力制衡审讯权力,从而间接维护供述自由的权力保障模式。以侦讯的"基本有效性"为外部限度,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应具备如下特征:审讯时间方面,审讯只能在白天进行,且不能持续太长时间,两次审讯之间应有保障受审人饮食和睡眠的必要时间;审讯空间和审讯主体方面,以"平行式"空间布局为基础,配之以独立、尽责的场所管理者;审讯工具方面,应配置自动化的或由审讯场所管理者独立操作的审讯记录、监控设施。新刑诉法和警务机制改革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权力保障模式的基本内容,但单一的权力保障模式不足以解决强迫性审讯的所有问题,保障供述自愿性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权利保障机制与权力制衡机制的有机结合。

供述自愿性审查判断模式实证研究——兼论非法供述排除难的成因与解决进路

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后,我国的供述自愿性审查模式也呈现出类似其他国家的二元分化状态,包括主观判断模式与客观审查模式。通过对2013年至今作出的400份有关非法供述排除的裁判文书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主观判断模式与客观审查模式在适用供述类型、启动排除条件、证据采信、审查判断方式与结论等方面均有不同。但客观审查模式的功能没有发挥,通过结果证据审查供述真实性仍是我国供述自愿性审查的主流方式。因此,两种模式均未解决非法供述排除难的问题。这与两种审查判断模式的趋同化有直接关系。这种趋同化产生的原因包括法官将客观审查模式主观化,以及客观审查模式在实践操作中的逐渐异化。审查判断模式的趋同化不仅使得供述排除的比例降低,还使得非法供述排除程序形式化。因此,应当在现阶段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综合性审查判断模式,既有效认定供述的自愿性,也准确认定供述的真实性,间接保障客观审查模式的正确适用,从技术层面解决非法供述排除难的问题。

浅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

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不受侦查人员的强迫,对案件的供述与辩解自愿做出选择的权利即为自愿性的供述。为了契合法治社会的需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侦查人员在进行讯问时,必须摒弃强迫供述。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不仅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更有利于供述的可采性,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这就要求我们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创新讯问策略方法,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态度改变。

社会学法学理论与刑事侦查的契合(上)——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

作为当代西方重要的法学流派之一的社会学法学,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中的一种专门化力量,强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讲求法律的实际效果,更加关注法律的实然状态,与当代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实践形成了契合。因而,我们应立足于我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的现实情况,从法律运作的层面进行思考,同时明了法律技术概念对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框架下刑事侦查的引荐意义。

社会学法学理论与刑事侦查的契合(下)——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

作为当代西方重要的法学流派之一的社会学法学,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中的一种专门化力量,强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讲求法律的实际效果,更加关注法律的实然状态,与当代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实践形成了契合。因而,我们应立足于我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的现实情况,从法律运作的层面进行思考,同时明了法律技术概念对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框架下刑事侦查的引荐意义。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侦查讯问制度研究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传统的侦查讯问制度显然无法适应改革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完善。我国目前的侦查讯问制度存在讯问时间缺乏有效规制,同步录音录像不足,侦查讯问律师参与度较弱等问题。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对于讯问时间、录音录像、律师在场等方面均有较为全面的规定,可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结合我国实际,可对侦查讯问的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全覆盖,同时赋予值班律师讯问在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