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制度创新:自愿性环境协议

自愿性环境协议以合作为基础,是企业与政府之间不断进行环境规制博弈过程中创新出来的。它的顺利实施需要灵活的决策与运行机制、畅通的谈判协商机制和便利的信息披露机制,同时,政府部门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免除法律法规责任并规避不确定性与风险,以保证其顺利实施。

自愿性环境协议：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方式--基于协商行政的初步展开

现代社会环境行政手段与工具远远不能满足环境治理实际的需要,新型高效的政策工具及其组合成为各方的迫切需求。自愿性环境协议作为一种新兴的环境治理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自愿性环境协议具有多元性、过程性、包容性与灵活性等突出优点。协商行政是一种在现代民主"协商"理念引领下有别于传统高权行政的独特的行政活动方式。自愿性环境协议与协商行政可以形成内在有机耦合与外在无缝衔接:如果说协商行政是一种内含自由、民主、公平、正当、合作、和谐等价值的理想的行政状态或者目标,自愿性环境协议就是与之相互"匹配"的手段,它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传统高权环境行政向现代协商环境行政的转向。在复杂多变的环境行政领域,自愿性环境协议的应用可作为协商行政发展的先行试验,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可为其他行政领域的协商提供借鉴,为协商行政整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助力;对协商行政的研究则为自愿性环境协议的实践提供及时的指引,为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知识增量。

自愿性环境协议在我国应用之必要性证成——一种政府规制的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集中爆发期。环境问题爆发本质上是政府环境规制失灵,包括立法的失灵和法律执行层面的失灵。面对环境规制失灵的困局,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和基于市场型规制工具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新型的高效的规制工具及其组合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各方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具有预防沟通、公众参与、规范填补、经济高效等强大功能的自愿性环境协议在我国的引入和应用就水到渠成了。

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环境政策──自愿性环境协议及其思考

本文介绍了西方国家在 20世纪 90年代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新环境政策手段──自愿性环境协议，包括它的定义、特点以及它在西方各国的实施情况。最后针对我国环境法规的局限性提出了两点建议。

自愿性环境协议在我国应用之可行性研究

自愿性环境协议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规制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为我国所引入后,始终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未能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域外自愿性环境协议应用成果的借鉴和对我国已有的自愿性环境协议及相关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实施自愿性环境协议已具备一系列基础条件,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系统性的短板。这些短板具备补强的可能性,自愿性环境协议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体而言,自愿性环境协议在我国的应用具有可行性。

日本自愿性环境协议的实施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环境管理中的自愿性治理手段将在未来成为趋势,而自愿性环境协议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日本作为自愿性环境协议的发源地,发现其在日本实施的过程中,能有效的减低社会成本、很好地适应当地情况,同时也弥补法规空缺并缓和了内部冲突,这些对于我国都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文章最后以绿色信贷为例,着重探讨中日两国实施协议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不同,发现我国环保企业盈利能力弱、地方政府实施动力不足、微观个体环保意识淡漠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自愿性环境协议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中的适用

畜禽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畜禽养殖业发展地区失衡和行业失衡以及行政成本高带来的相关问题。文章认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中引入自愿性环境协议不仅可以丰富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管制的手段,而且可以提高人们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积极性,应该为自愿性环境协议的实施积极创造条件。

后疫情时代自愿性环境协议制度研究

后疫情时代,亟须改变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风险规制模式,建构政府、企业、环保社会组织、第三方机构及公众多元共治的民主协商型环境风险规制模式,提升环境风险规制的灵活性、内生性、自愿性和实效性,降低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性成本。自愿性环境协议契合环境风险规制民主主义范式,蕴含自律性环境规制、网络性环境规制和协商性环境规制的法律性质,能够突破环境形式法律规制与实质法律规制的局限,促进公权力、私权利和社会权力的互动,推动环境规制中程序与过程的融合;自愿性环境协议具有规制主体多元性、规制方式灵活性、规制内容创新性和规制过程动态性的主要特征。文章围绕我国自愿性环境协议的试点困境,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完善自愿性环境协议的组织体系、程序制度和激励机制等实施路径。

自愿性环境管理手段的研究进展综述

自愿性环境管理手段被认为是在命令控制型和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之外的第三种环境管理手段,是传统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对自愿性环境管理手段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一定程度上指出其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商共治模式初探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协商共治强调民主真实性、主体多元性及决策合法性等价值理念,在仅仅依靠政府管制的方式难以解决纷繁复杂的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协商共治理念融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契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本定位,旨在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共担治理责任的大环保格局。作为善治的路径选择,协商共治理论框架包括主体多元性、客体确定性和权力多向性三个方面,旨在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及“怎么治理”的问题。应用上述分析框架,审视制约长江流域治理有效性的瓶颈如下:客体层面的“边界失效”和“信息不对称”、主体层面“缺乏多元性”及权力层面的“运行单向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基于环境管理“大部制”改革的要求,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推行协商共治模式势在必行。具体而言,制定《长江保护法》进行流域统一和专门立法,为多元共治的大环保格局提供法律保障,旨在以良法促善治;改革长江水利委员会为综合性管理机构,协调好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河长的关系,重塑以流域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旨在提供体制保障;借助自愿环境协议推动企业自治,辅之以信息充分披露,并提供经济激励手段促进企业自愿参与,旨在实现政企共担责任;明确社会公众参与的权利义务,注重培育环保组织以保证公众参与的组织性及有效性,实现流域治理过程的全景式监督,旨在实现决策民主;最终打造“绿色升级版”的长江经济带,实现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及利益共荣的价值目标。

基于自主治理理论的环境自约束管理工具及完善

随着近些年来环境问题频发,基于政府和市场的传统环境管理模式备受争议。文章通过对自主治理理论的分析,阐述了环境管理的另一条路径:环境自约束管理模式,同时分析了两种环境自约束管理工具的发展和环境自约束管理的局限性,进而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今后的环境管理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问题及制度创新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资源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最重要和最现实的选择。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尤为重要。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大会时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