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

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拉大,两个群体之间的自愿性隔离的程度很高。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歧视性政策、城市居民对城市民工的整体性偏见与歧视,是造成民工与城市居民自愿性隔离的主要原因,而民工的社会网络又为民工选择自愿性隔离提供了现实条件。

政策性隔离社区生产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以广州市P限价房社区为个案

限价房政策本属地方政府抑制日益高涨的房价的一项举措,却导致了限价房社区居民的非自愿性隔离:一是限价房社区居民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非自愿的"被隔离";二是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存在缺陷。选取了全国首个限价房社区,即广州市P限价房社区为个案,从房屋质量问题引发的业主维权、开发商抵赖、地方政府推卸责任的视角解释了政策性隔离社区的产生过程。限价房是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特殊性产物,导致了社区的非自愿性隔离,既非地方政府所愿,又非社区居民所愿。相应的治理之道在于制定合理的住房公共政策,提供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消解被隔离感。

从隔离走向融合: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现象的破解——以长春市为例

失地农民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群体,在与城市市民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了社群隔离现象,这种社群隔离呈现出经济性隔离、自愿性隔离和制度性隔离三大层面,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隔离走向融合是破解失地农民社群隔离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