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

合理调控急剧扩张的行政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法的中心任务。行政自我拘束原则通过行政惯例使行政机关"作茧自缚",既发挥了行政裁量权的积极作用,又控制了行政裁量权的消极影响,对于保障公民的平等与自由,构建稳定而又公正的行政裁量秩序具有重要的价值。该原则的适用以行政惯例的客观性与合法性为前提条件。

试论行政裁量权自我拘束的途径

在行政裁量权的控制模式上,继立法控制模式、司法控制模式之后,行政控制模式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全国各地也陆续进行裁量权的行政自我控制的探索。行政裁量权的自我拘束途径主要包括制定行政裁量基准,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强化行政内部监督,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强化伦理拘束等。

论行政裁量的自我拘束

对于行政裁量的控制,美国行政法长期予以关注。在诸多的理论中,有关行政裁量的自我拘束问题对于中国当下行政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行政机关自愿采取的自我限制行为,可以减少行政人员恣意行事或因权力导致腐败的可能性。通过自我拘束措施,行政机关将政策得以成文化。行政机关必须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这是美国阿卡迪原则的核心内容。但这种司法原则还需要其他前提条件的配合,如立法性规则与非立法性规则的界分,进而使其从事后监督的功能转化为具有事前自我拘束的激励功能。

论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

作为行政平等对待、抑制恣意的规则机制,行政裁量基准在为行政裁量活动划定统一标准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对外法律效力。裁量基准存在的必要性、行政的自我拘束和裁量基准作为软法规范的效力,共同形成裁量基准具有法律效力的法理基础。行政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具备,需符合制定主体适格、规则公开、符合基本法律原则等合法性要件。鉴于裁量规则包容范围的有限性,拘束裁量和允许逸脱构成了行政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双向特征。

新世纪中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发展分析——放权、分权和收权、集权的立法政策学视角

现代国家的行政以实现人民福祉或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行政介入的过程必须体现为对公共利益或者人民福祉的追求,体现为对市民、市场的补充性,体现为对诸多主体、诸多价值和诸多利益的均衡性。对于新世纪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来说,架构科学的行政评价的标准和体系,既是迫切的任务,又是远大的课题。如何克服政府介入的消极作用,确保行政进行自我拘束,防止其从宪法所确立的责任体系中分离出去,是各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依法律行政”本身意味着法律赋予行政以框架和秩序,设定其权限范围,赋予其相应的裁量余地。行政法学不仅要分析行政国家的现状,而且还必须开拓对行政权力规范和制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形成能够作为政府权力运作行动指南的法哲学和法治观念。科学的行政法学原理和理论体系的任务,就是要抑制行政国家的消极作用,同时又要充分利用行政国家中行政权的积极能动作用,建立健全民主主义的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并保护和发展个体利益。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建构的理论反思与矫治——以公安行政执法为重点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不仅是一种监督行政和规范裁量的行政自我拘束手段,更可以作为一种向行政执法提供法律资源支持的路径。鉴于该制度在实务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需要从案例生成机制、案例拘束力和统制路径等方面予以建构完善。由于地方政府公布的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在数量和内容要求上不能满足公安行政执法实践的需求,应当由省市两级公安机关作为主要的发布主体。鉴于单一分散型遴选标准的内在混乱性,应当采用复合层级型的遴选标准,并建构其下的基本标准和补充标准;且基于指导案例的示范性,应将负面典型案例排除在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系统之外。为了提升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效益水平,指导案例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指导案例不具有规范的拘束力,在拘束强度上宜采用"应当参考"的表述,当具有合理的理由时,行政执法可以偏离指导案例的拘束。在统制路径方面,应当关注代议统制、司法统制和行政统制的实现路径及其局限性,并充分发挥行政统制的独特优势。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当性论析

从行政法律规范的安定性来看,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能够避免法律规范的朝令夕改,适应了行政任务复杂变化的现实需要。从行政自我拘束理论来看,对行政裁量最有效的控制在于行政自制,行政执法案例指导能够有效地抑制行政裁量的滥用。从一线执法实践来看,行政执法案例制度是对执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执法任务数量变多、难度增大,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推广已经刻不容缓。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构造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是行政系统内部形成的规范执法行为的规则体系,该制度以指导案例为载体,是案情、规则、结果的有机统一。法理上,行政执法一致性、行政自我拘束、法的安定性等原则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正当性论析;法效上,该制度具有弥补立法缺陷、强化执法说理、统一执法活动等多元化价值;实践中,该制度为执法人员提供了一种新的规则来源,对执法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行政给付基准

作为一种勾连法律规范和行政行为的标准,行政给付基准对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均会产生影响。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行政给付基准以影响待遇资格为核心,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诸多影响。对行政机关而言,行政给付基准是给付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会因行政自我拘束产生实质影响效果。对行政给付基准的法律拘束应强调裁量权与生存权等公民权的双重面向,在制定程序上应强调法定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在法院审查上借助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机制对其加以拘束。借助这些方式,对在行政给付领域占颇多比重的规范性文件形成有效拘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这些行政基准纳入法治轨道。

裁量基准效力研究

近年来,裁量基准是中国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新兴行政任务的要求促使行政实务必须发展新的行政行为和组织形式来应对,裁量基准由此产生。裁量基准效力的理论依据是行政自我拘束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效力性质体现在其效力的相对性上;裁量基准除了对行政相对人的外部效力外,还对司法存在拘束力。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应当出于对专门行政知识、长久行政惯例和政策的尊重,或者出于对保障私人平等权利等法律原则的考虑,认可裁量基准作为裁判依据的效力。

给付行政的法律特质——以《社会救助法》(草案)为示例

给付行政法与干预行政法存在诸多实质差异:给付行政所涉及的权利义务类型与法律表现与干预行政法不同;给付行政法强调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给付行政行为存续力问题突出;给付行政程序法具有与干预行政程序法不同的特性。我国《社会救助法》(草案)没有充分重视给付行政法的以上特点,所以仍存在许多缺陷。给付行政领域立法不能过于强调行政特性,而忽略了法律特质。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给付行政"层次,而不是真正的"给付行政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