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持存的基本问题

自我持存一直以来都是对人的存在进行哲学讨论的重要议题。在近现代的哲学传统中,这一议题被专门放置在“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之中来展开。其主要关切t2时刻下的个体p2与tl时刻下的个体pl在何种意义上被归结为某个持存的“我”,这一归结的成立是如何保障的。围绕这一问题,各个理论派别从白身视角出发给出了极其多样的解答。

人为何“自由轻松且愉快地束缚自己”?——阿多诺对自我持存原则的质疑

康德所说的人的自我立法是人用外在的规范把自己束缚起来。这种束缚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而阿多诺所说的束缚是内在的心理上的束缚。人为了自我生存不仅要外在地束缚自己而且要内在地束缚自己,即控制自己的内在自然。虽然这种束缚是必要的,但是在人类发展史中,这种自我控制本身却变成了目的。由此自我持存的努力也变成了自我牺牲。每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魔法之中,把偶然的东西变成了必然的东西,把失去自由理解为自由。人之所以无法摆脱这种魔法是因为人把感性和理性对立起来,把理性限制在工具理性中。这种理性实际上是非理性的。

自我持存与道德基础——从肉体和精神对立统一的视角看

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必须回到人的生存根基上去。而人为了自我持存就必然会出现肉体和精神的分裂乃至对抗,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就是从这种对抗中产生的。肉体和精神的对抗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人的自我否定的要素。如果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术语来说,这是人的源始的罪责存在。而源始的良知就是要把人呼唤到肉体和精神和解的状态上。当然,肉体和精神的对立与和解都不是现成的存在状态,而是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和解关系的辩证法意义上来思考道德问题,这需要我们既接受日常道德规范,又反思这些道德规范。

自我持存与道德基础

从文明的一开始,人就把肉体和精神分离开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将二者对立起来。而人类的道德观念就是在肉体和精神对立的基础上被确立起来的。从道德的角度控制人的自然要求,这是一切道德必然包含的基本要素。这一道德要素的核心就是人对于自身自然的恐惧。当人把自然和精神对立起来时,人的精神试图完全控制肉体。但是,即使精神的力量再强大,它也无法完全控制自然。于是自然的欲望就从被压抑的状态中偷偷地溜了出来。

从“再生产”的困局看西方文明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对建构文明新形态的启发意义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前提,但是在人和自然对立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会导致“再生产”,使得“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并给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乃至文明的根基造成致命威胁。整个西方文明建立在自我持存原则的基础上,它恐惧自然,走向工具理性,陷入到同一性逻辑之中。在这里,人的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人类的文明被束缚在再生产的困局之中。为了走出困局,我们必须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从形而上学的核心来说就是要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精神领域来说就是要重构理性,从社会体制上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免于生存斗争永恒化的市场体制。

论《启蒙辩证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人类为了自我持存的需要,从臣服自然转向统治自然,实现了人对外界自然的统治;理性的人为了自我持存的生存需要,对自己的内在自然进行了自我约束,在确立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了人对内在自然的统治;为了社会的自我持存,在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基础上,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作为人性自然的统治关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采用自我持存原则检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讨论了人与自然的统治关系,对理解人统治自然的工具理性逻辑及其对法兰克福学派后续理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启蒙、理性与神话:人与自然的内在逻辑--从泛灵论瓦解到统一数学自然的建立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阐述启蒙、理性与神话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提出了“神话就是启蒙,启蒙倒退回神话”的论断,他们发现了启蒙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幻想,用科学理性来战胜神话和巫术;另一方面,启蒙走向自我毁灭,在自我持存原则下,最终走向了自我的对立面,科学理性对个性、特殊性进行宰制,对客体自然对象进行控制,压制自然。阿多诺把启蒙的科学理性归纳为数学,将自然把握成由数学概念建构的体系,将原有的泛灵论自然复归为由启蒙科学理性建构的数学自然。在此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数学作为科学的主要依托,成为人自我持存统治自然的来源,这种数学权力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分离,同时也毁灭了自我,并且使人无意识地陷入了数学的陷阱。

论超感性世界的起源与终结——读《启蒙辩证法》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与神话二者之间密不可分,因此理性的超感性世界史可以追溯到神话时期。由于理性的核心被解读为"自我持存",即为了实现永恒的存在而进行自我束缚与自我异化,所以超感性世界的核心也是自我持存。超感性世界的瓦解意味着僭越的理性之真正归位。然而,终结超感性世界的任务既要靠历史唯物主义对理性真谛的真正揭示,更需要共产主义的现实实践。

经济传统主义对高校本科生职业意识的影响

高校学生意识在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表现为"学生经济人"模型的职业意识的形成。经济传统主义对学生精神品格的消极影响表现为缺少对职业道德的守护,表现为行政力量对学术力量的遮蔽以及"学而优则仕"与"学生经济人"品格的对峙。高校本科生"学生经济人"的职业意识是与中国现代化意识相契合的存在,一方面促进高校本科生"学生经济人"职业意识的成熟与深化,另一方面也有效抵制经济传统主义对学生职业意识的侵蚀。

对现代性的审美救赎?——论《启蒙辩证法》的三重辩证结构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哲学思想,曾一度被归结为'对现代性的审美救赎',这一观点主要来自哈贝马斯、霍耐特和维尔默等后继者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式解读。本文试图说明《启蒙辩证法》如何被说成一种'审美救赎',并通过打开'卢卡奇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哈贝马斯'的理论发展视域,以'自身与他者的辩证法'重解《启蒙辩证法》的结构,进而理解其中的重要概念:工具理性、自我持存和对自然的铭记,最后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启蒙辩证法》在何种意义上是或者不是一种'审美救赎',以及它为何会被后人认作一种'审美救赎'。

启蒙理性的丧失与拯救——重思《启蒙辩证法》的内在逻辑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对启蒙与神话同构关系的揭示,阐明了启蒙自反的“悖论”及其造成的现代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是西方主体性哲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原则共同宰制的结果。从启蒙变奏的这一逻辑出发,现实的主体是启蒙得以拯救的存在论基础,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则为拯救启蒙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

启蒙辩证法与理性批判的潜能

哈贝马斯将工具理性批判置于韦伯合理性理论语境中来评判,此策略无异于将启蒙辩证法预先限制在一个意义贫乏的框架之内,从而过滤掉其丰富内涵和批判潜能。一旦走出韦伯的理论框架,启蒙辩证法便可以在知性文化批判和绝对理性的元批判等层面上与近代以来的理性批判传统展开对话,并借此呈现其本来的立体结构。工具理性批判的使命在于立足于一个适当的主体性概念,克服近代理性批判的分裂,建立批判的理性与主体自我持存的统一。理性的自我批判属于形而上学,但如果其对象扩展到文化和社会层面,那么它必定也是一种人类自我审查的行为;一种适当的自我持存能够提供自我认识和自我审查的动力和尺度,这使得理性批判的潜能得以实现出来。

杂文自觉的墓志铭:《坟》序跋在鲁迅风格演变中的意义

在1924—1927年的“杂文的自觉”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中,《坟》序跋是介于《〈华盖集〉题记》和《〈野草〉题辞》之间的一组极为重要的文体宣言和风格自画像。“坟”以其意象、象征、概念和叙事的四重性,展现出驱动杂文转向的作者意识内在寓言结构,也标识出这种观念-表意结构的外在文学空间。作为鲁迅杂文的诗学方法论演示,《坟》序跋在中国新文学起源的历史潜能和风格不确定性深处,独立发现并表述了“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通过激进虚无主义的文体实验带入以颠覆为创造、以否定为肯定、以虚无为实有、以死亡和湮没为新生和纪念的持续不断的创作韵律之中。这个“家”不是世俗幸福意义上的遮风避雨的建筑,也不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体制,更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永恒和不朽,而是一种提前植入物化及生命之自我持存的必然性中的自我扬弃和自我消亡的逻辑。“杂文的自觉”由此获得了它的政治本体论特征,即直达“敌友之辩”的战斗意志,同时也获得了它的风格生成原则,即在语言中复制那种克服窒息和死亡的呼吸运动和自我观照。这种内在于“为人生”写作原则的自我忘却和自我凭吊,为鲁迅杂文独有的形式辩证法和风格个性和整体性提供了说明。

启蒙辩证法与理性批判的潜能

哈贝马斯将工具理性批判置于韦伯合理性理论语境中来评判,此策略无异于将启蒙辩证法预先限制在一个意义贫乏的框架之内,从而过滤掉了其丰富内涵和批判潜能。一旦走出韦伯的理论框架,启蒙辩证法便可以在知性文化批判和绝对理性的元批判等层面上与近代以来的理性批判传统展开对话,并借此呈现其本来的立体结构。工具理性批判的使命在于立足于一个适当的主体性概念,克服近代理性批判的分裂,建立批判的理性与主体自我持存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