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房中的“俗”:张爱玲的“弑母”书写与自我疗救

1943年至1944年,张爱玲创作了大量以洋房为叙事空间、以“俗”为叙事核心的小说,“俗”包括俗物钱及俗事婚恋。这类小说的情节推进与主旨显现同“洋房中的旧母亲”这一形象紧密相关。洋房虽为西式建筑,但由于旧时代母亲主宰洋房空间,故而装载着中式伦理,又因作为母亲的日常生活空间出现,所以还充斥着“俗”。洋房与“中”“俗”的参差叙事中,呈现出了母亲围绕俗事婚恋与俗物钱的互动。互动中“俗”弑杀了母亲,令其出现双重“死亡”。至此,洋房空间内,母亲从权力主体变为了“俗”的权力载体,空间权威完成置换。此种弑母的书写模式体现了张爱玲对母女关系对立走向的梳理,隐含着张爱玲的自我疗救。

杜甫的疾病及其自我疗救

杜甫不仅是“诗圣”“情圣”,还是一个“病号”。他身患肺病、风疾、糖尿病等慢性病以及疟疾等疾病。受疾病侵袭,杜甫从中年开始就形容枯槁、行动不便。杜甫患病,与饮酒和体力透支有关,也与环境因素有关,还与他忧国忧民的个性有关。杜甫是一个“病号”,但最终超越了疾病:为了恢复健康,杜甫很重视养生与药物治疗,创作诗歌、欣赏美景、移置理想、倾心禅悦等方式也是杜甫进行精神疗养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杜甫始终满怀生命热情,勇敢面对病魔的挑战,超越疾病带给他的痛苦,是当之无愧的人生强者。

文人的自我疗救——从《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看蒲松龄的创作心理

蒲松龄的孤愤之作《聊斋志异》中 ,有近 1 /4的篇章描写青年男女的情爱、婚恋。这些情爱婚恋故事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知己之情的渴盼和礼赞 ,这是作者屡遭生活蹉跎 ,屡受人生磨难 。

语词狂欢中的自我疗救——霍楠囡写作行为分析

霍楠囡是周口新生代代表诗人,在诗歌中塑造出一系列孤独的个体形象,坚定、淡然地独行于黑白世界之间,表现出对生活的忠实和认真。霍楠囡有着明确的语言意识,在对语言的肆意挥洒中宣泄那些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痛苦和忧伤,从这一意义而言,诗人的语言行为也就是自我疗救的过程。但对于曾经有过介入现实写作冲动的诗人来说,过度沉溺于语言的精雕细琢使她失却了一份担当精神和直面现实的勇气。透过语言的乌托邦,让人一眼看到主体灵魂的痛苦和现实生活的沉重。

疾病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发生

生病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疾病体验可以积淀为丰富的创作资源,疾病中的情感冲动与精神苦闷都容易激发创作的欲望,疾病中产生的对人生真相的敏锐洞察、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对死亡的思索等都可成为创作的能源。在很多情况下,是疾病成就了作家。但与此同时,创作是一种宣泄,是一种慰藉,也是一种精神补偿,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实现了患病的作家们在文学精神中的自我疗救。

摘下额头的青枝绿叶——论灰娃的诗

灰娃的诗歌创作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以诗歌疗救自己的精神疾病,进而呈现出一个独特的诗歌世界。她的诗在确证主体的过程中,在主题、语词、叙述和形式上都有独到之处。解读灰娃的诗可以使人们重新认识诗人、写作等命题。

任是无形也动人——试析《聊斋志异》的穷而后幻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孤愤幽怨之作。作品将狐仙鬼魅幻化成美女,表达蒲松龄单方面的落魄书生幻想。这是作者在"不解怜才"的现实世界屡受生活颠踬之后渴望展现自身价值而产生的穷而后幻的自我疗救。

论汪曾祺戏曲创作的发生和推进

尽管与戏剧结缘较早,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汪曾祺在戏剧活动中所获得的审美体验,主要来源于戏剧演出的形式感。50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无法施展的苦闷中,在知识分子与时代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焦虑中,汪曾祺偶然借用戏曲这一文体形式,隐秘地宣泄心理焦虑,寻求自我疗救。接踵而至的非常遭遇,既强化了汪曾祺对紧张与焦虑的体验,也将其创作戏曲以自我疗救的偶然举动强化为某种心理定势。心理宣泄与自我疗救,不仅是打开汪曾祺戏曲创作动机的密钥,也是解读汪曾祺创作与时代关系的必经之道,更是深入认识汪曾祺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