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与影响因素分析

提升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对解决我国整体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熵值法从内外部双重视角对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测度,同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描述性统计、影响因素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提出西部民族地区要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提升人力资本作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强化“市场主导+政府调控”发展模式等建议。

对口支援对提升新疆南疆四地州自我发展能力的效果测度

对口支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文章将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5—2020年新疆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对口支援政策驱动南疆四地州经济内生增长的净效应。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南疆四地州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但政策效果的显现存在时滞性,直至2015年该政策才在南疆四地州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因南疆四地州各县市经济基础、要素禀赋等存在差异,故对口支援政策效果不尽相同,在自我发展能力较高的县市政策效果明显,而在自我发展能力较低的县市政策效果不明显。

职业教育赋能脱贫农户共同富裕:自我发展能力的视角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促进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关键点在于提升脱贫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文章基于自我发展能力的相关研究,提炼出脱贫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及分析框架,包含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能力、社会资本水平等三个维度。基于此分析框架,立足于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以贵州省为例,对脱贫农户开展走访调研和问卷调查,厘清共同富裕背景下脱贫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实然困境。调查显示,脱贫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存在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发展能力弱、社会资本水平低的现实困境。进而从职业教育赋能脱贫农户共同富裕的角度切入,提出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的路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赋能脱贫农户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发展能力,赋能脱贫农户高质量脱贫;提高社会资本水平,赋能脱贫农户拓宽社会资源。

乡村振兴背景下纯山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分析与提升措施——以镇原县JS村为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西北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产业发展滞后,是后扶贫时代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提升山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既是推进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也是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的整体要求。笔者利用3年驻村帮扶机会,采用蹲点式田野调查方法,通过与山区农民共同生活劳作,近身观察山区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细微洞察山区农民的心理状况,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山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现状特征,剖析其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主客观原因。认为山区农民普遍存在文化水平较低,发展能力缺乏;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不强,发展活力不足;经济收入偏低,发展信心不足,接受新生事物缓慢,观念转变滞后等情况。信息闭塞与能力不足交织,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相互制约,家庭境况抑制发展激情,精神状态遏制内生动力,产业扶持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都影响农民发展能力和主动性的发挥。从6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激发提高山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措施,即加强观念转化,厚植发展欲望;加速文化转型,塑造创业精神;强化主体意识,释放发展潜能;完善基础设施,留住本地人才;发挥乡贤作用,强化示范引领;实施“造塬”工程,提升发展基础。

跨界互惠与沿边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

沿边地区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跨界互惠基于跨界边民之间的纽带关系,源于边民的内在需求,是一种跨越边界的特殊社会性表达,承载着跨越边界的人文关怀。广西河洲村边民通过互市立足沿边地区资源票赋、比较优势、发展条件等,重视“能力人”及其能力培育的自我能力建设实践,可为全国、区域乃至全球沿边地区有效治理及跨界互惠提供借鉴。

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研究——以贵州省D村为例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脱贫群体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文章运用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以贵州省D村为调查对象分析了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面临自我发展意识不足、自我发展潜能有限的困境,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有:微观层面上脱贫户自我发展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中观层面上社区组织培育不足和资源供给不充分,宏观层面上社会政策面临转型和帮扶措施具有迟滞性。针对这些困境,可以从内生层面重视脱贫户学习能力、信息利用能力、社会参与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升,外部层面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帮扶,促进贵州省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西部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对策研究——基于比较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视角

随着我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西部地区迎来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在未来10年西部大开发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的战略背景下,如何利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来提升西部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西部以比较优势对接东部产业转移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视角出发,提出提升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模式,并从西部比较优势产业筛选、人才和资金现状改善方面探讨了保障这一模式实施的对策。

精准扶贫视角下连片特困区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研究

连片特困区贫困农户基本发展能力不够、学习能力欠缺、投资能力脆弱、沟通交际能力缺乏及经营管理能力不高,是其精准扶贫面临的巨大挑战。瞄准贫困户家庭中的关键少数、破除资金制约、完善保障制度、构建自下而上的机制,是提高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举措。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和实现基础——空间管制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

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问题,通过对既往文献的评述,提出用空间管制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来丰富区域分工理论,并以此构建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表征和支撑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趋向。本文重点阐述空间管制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问题的前提假设、内涵和实现基础,并对整个分析框架作了简要概述。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内容解构、评价模型与综合测评

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对于加快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区域资源的存量能力、利用能力和创生能力等三方面子能力的集合,据此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结构化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对我国31个省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较弱,西部12省区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与子能力指数和东部发达省区相比差距较大,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生能力较弱是影响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

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山西省为例

以山西省119个县(区、市)2010-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域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层,包含3个系统层以及8个指标层,共26个基础指标。结果表明:山西省内部各个县域之间自我发展能力相差较为悬殊,山西省自我发展能力排名前十的县(区、市)大部分集中在太原市和主要的资源型地区,而自我发展能力排名靠后的县(区、市)大部分是地理位置远离中心城市、缺乏资源的、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县(区、市)。

东西部对口支援中的能力缺口、援助需求与自我发展能力——以西部边疆五省区为例

对口支援和帮扶作为经济发展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外生变量",如何真正内化成区域发展的内生变量,是新时期扶贫工作最有价值的命题。本文以西部边疆五省区为例,从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测算了五个受援省区与支援省区的能力缺口;提出对口支援应该基于能力缺口和能力需求,有针对性给予援助;西部受援省区要在外力援助下,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内外联动,实现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经济学界定及经验含义

从一个新的视角——经济学视角基于生产函数定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分析一个地区利用自身现有资本、劳动等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使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能力。而从经验含义看,制度激励、技术改进都能增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因此,提高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应加大技术投入并促进西部制度创新。

西藏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评估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宏观数据和山南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不仅决定着西藏农牧民、农牧业、农牧区的发展质量和水平,而且决定着西藏整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当前,西藏农牧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用于农牧业生产的物质资料水平也得到了不断提升,但是,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较为缓慢,农牧业生产中开始显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不相适应的情况。通过完善农牧民知识技能培训体制机制,加强农牧区医疗卫生工作,提高农牧民非农牧业生产活动参与度,加强农牧区的科普工作,可以全方位、多层次促进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基于自我发展主体视角,构建自我发展能力指数测度2006—2010年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西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呈现倒"U"型变动趋势,政府、企业、家庭以及区域整体协同性较差;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会提高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但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城镇化会抑制政府和家庭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强化政府自我发展能力,但会抑制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区域学习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会强化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区域学习创新能力。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湖南省烟农专业合作社的自我发展能力评价

基于"关键成功因素-关键绩效指标"法(KSF-KPI),从对烟草部门的依存度、盈利能力、社员收益三方面,设计了合作社自我发展能力评价体系,并以湖南省烟农合作社为例开展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湖南省烟农专业合作社自我发展能力总体较好,对烟草部门的依存度比较紧密,社员人均种烟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但合作社资产回报率均值较低。评价结果与当前烟农专业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说明该评价体系设计合理。

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区域主体自我发展视角出发,构建自我发展能力指数,测评西部民族地区2005-2011年自我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自我发展能力在波动中上升,区域间协调发展程度逐步增强,但区域内部政府、企业、家庭与区域整体学习创新能力的协同性较差;城镇化、工业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起着积极的拉动作用,而市场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政府干预经济强度对自我发展能力的作用不显著。

深度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演变--基于“三区三州”的实证分析

“三区三州”是中央顶层设计脱贫减贫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文章采用TOPSIS改进的因子分析法,从四个三级指标测算了“三区三州”2015-2017年的自我发展能力。具体将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值分为三种类型,数据表明在研究区间内“三区三州”的整体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但综合分值存在较大波动,地区之间区域协同性较差,内部自我协调能力相对较弱。采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分析“三区三州”贫困地区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三区三州”的整体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呈现东北—西南逐步增加的态势,且不同年份之间演化趋势也不相同。因此,要根据各系统内部的制约因素,因地制宜地提高“三区三州”自我发展能力,多渠道加大教育扶贫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全方位提升农户的自我脱贫能力。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研究——来自云南4县8镇18村的调查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党的整个执政能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落脚点。在云南4个边境县调研的基础上,总结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成效与经验,分析其存在的党员发展被动、活动相对少、服务群众能力不足等问题,并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党员的教育培训和发展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解构与培育——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新视角

本文从区域主体功能区的新视角明确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改革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实现全面减贫而实施的扶贫开发战略导致了贫困地区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并由此内生决定了贫困区域化的特征凸显,扶贫绩效递减。基于理论分析,最后提出了培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与进一步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